按：这一系列有关“坦克人”照片的文章由三部分组成：2009年6月3日《纽约时报》LENS BLOG刊载的四位摄影师的故事，随后更新的第五位摄影师的叙述，以及这位摄影师在POMONA COLLEGE MAGAZINE上的完整回忆。本人翻译水平有限，不足之处还望包涵和指正。（@pacinoson）看到不少同学向我寻求共享权限，其实如果只是要和别人分享，直接发送docs链接即可。
一 幕后：天安门的坦克人
很少有照片比它更加清晰可辨和令人动容。被简称为“坦克人”，这张照片是近代史上最著名的照片之一。
20年前，1989年6月5日，北京那持续数周的大型游行示威和导致千百人死亡的镇压过后，一人独自行进在一列辘辘碾过天安门广场的坦克面前。这个瞬间立即成为这次游行示威和反压迫在世界范围内的象征——这个匿名的反抗行为已经深深植入我们的集体意识。
“一切始于一个穿着白T恤的男子，他走入街道中央举起他的右手，举手的高度和纽约人拦出租差不多，”第二天，James Barron在《纽约时报》上这样写道。这张照片出现在了这份报纸以及世界各地无数出版物的首页。
时至今日，照片中男子的身份和命运依然是迷。2006年，由PBS前线（Frontline）制作的一部引人注目的纪录片《坦克人》探寻了他的命运。但是仍然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抑或是他身上发生了什么。这张照片在中国网络上已经被大规模封杀。尽管这张照片在世界其他地方有着标志性地位和历史重要性，但在中国，大部分年轻人却不认识这张照片。
并非只有一张“坦克人”照片。那一天，四位摄影师在北京饭店远眺长安街，拍下坦克人与坦克的交锋，四人的命运最终因这独特的时刻而维系在一起。通过电邮，他们向《泰晤士报》分享了他们的回忆。
1 Charlie Cole
1989年6月5日，Charlie Cole在北京为《新闻周刊》工作。他的那一刻版本是紧密的——三辆叠放的坦克，马路上标识坦克方向的油漆线，所有的路线都指向一名男子。细节清楚并引人注意：坦克上的红星和男子拎着的手提袋，看上去他的抗议是源自下班回家或者购物归来后产生的想法。简单，惊人并且有力。
当四号早上的太阳升起，自动武器的火光已经扰乱夜晚的逐渐消逝。主要街道边的车辆冒着闷火。
有关这座城市各处的信息已经很难得到，因为运动几乎被人民解放军扑灭，他们有成千上万的部队驻扎在市里并在各主要十字路口设置关卡。那时我和Stuart Franklin曾多次一起摄影。我们已经在医院拍摄完一部分伤员，并且试图尽可能的接近市民与军队的对质而不被发现或逮捕。
五号早晨，我们回到北京饭店阳台上有利于观察的位置，设法看看广场里面发生了什么。我们在阳台没呆多久便至少有20辆装甲车开始从广场开往长安街。就在这时，它们切入人群。我无法确定它们是否朝天鸣枪或向人群射击，但毋庸置疑的是，它肃清了这曾有上千人的街道。装甲车继续在大街行进，它身后不远处跟随着一列坦克。
当坦克行驶到北京饭店附近时，这个年轻人独自一人走到街中央，挥舞着他的夹克和购物袋来阻止坦克。我持续拍照，预期着我所感觉到的他那必然的厄运。但使我吃惊的是领头的坦克停了下来，试图绕过他。但是这个年轻人再次阻断它前行。最终，公安人员抓住他带他离开现场。Stuart和我互视对方，不敢相信刚才我们的所见和所拍。
我相信他的行为俘虏了世界各地人民的心，而且当这个时刻来临时，他的性格定义了这个时刻，而不是这个时刻定义了他。他创造了这个画面。我仅仅是拍下这画面的摄影师之一。能身处其境，我深感荣幸。
在拍下这关键一照后，我对公安局曾对我们在阳台上的活动进行监视有所顾忌。我只剩下三卷胶卷和两台相机。一卷记录了坦克交锋，而另一卷是所拍下的军民对抗和医院里受伤市民的优质照片。我把最后未曝光的胶卷放进了一台相机，替代坦克那卷，接着有些不情愿的把另一卷有关伤员的胶卷放进了另一台相机。我想如果公安局搜查房间或是逮捕我之后，发现相机里没有胶卷会搜得更认真。
于是我把坦克胶卷放进一个塑料膜罐里，再包进一个塑料袋，最后把它粘到马桶水箱的冲水链上。我也竭尽所能地把相机藏在房间里。不到一个小时，公安局便破门而入并且开始搜查房间。大概五分钟之后，他们发现了相机并且扯出所有相机里的胶卷，看上去因为毁掉这些新闻报道而心满意足。他们接着强迫我签署一份申明我曾在军事管制期间拍照的自白书，而且没收我的护照。
几天以后，我得以返回我的房间并且取回胶卷。我把胶卷交由美联社办公室保管和冲洗。后来，驻北京的《新闻周刊》相片技术摄影师的David Berkwitz在截稿日期前及时将照片传到《新闻周刊》。
在我看来，有些遗憾的是这张照片独自成为天安门悲剧的象征之“母”。这将遮蔽其他摄影师在镇压期间做的所有其它的大量工作。Jacques Langevin，Peter Turnley，David Turnley，Peter Charlesworth，Robin Moyer，David Berkwitz，Rei Ohara，Alon Reininger，Ken Jarecke和其他许多人都对此次灾难历程的完整历史记录作出了贡献。我们不应该被诱使到仅以过分简化的，单相片的视角来看待此次令人惊讶的的复杂事件。
2 Stuart Franklin
Stuart Franklin的照片像一幅画。Franklin是一位派驻到《时代》杂志的玛格南摄影师。他和Cole一同在屋顶拍摄。他给了我们全景。此单一人物在画面中的狭小空间凸显出他的遭遇——前一夜暴力冲突的残骸，一辆焚毁的公交车在背景中隐现。阴影充斥在左侧，如乌云一般。
我在北京饭店醒来时发现长安街上被一排学生和他们对面的一排士兵及一列坦克占据。我蜷缩在（我想是）五楼阳台。另外三人也在阳台上：Charlie Cole，一位法国《当前》（Actuel）杂志的记者和一位《名利场》的记者。我想拍下事件的整个过程，但像其他所有用胶卷拍照的摄影师一样，我总是害怕用到最后一帧。
不知道什么时候，枪击开始而坦克朝向我们继续在街道行驶，离开天安门广场，直到被一名孤单的抗议者阻挡。我拍下了这位抗议者。他携带了两个购物袋并且通过挑衅行为向坦克驾驶员抗议。在被两名路人带走离开坦克后，他便消失在人群中。
为了确认有多少人死亡或者受伤，这天接下来我都在尝试进入医院。在两个我能进入的医院中，我发现年轻的中国人——可能是学生——在医院楼道的地面上接受治疗。让人疑惑的是这里并没有死者。后来我了解到大多数死者都被送到北京的儿童医院来逃避媒体的注意。中国官员非常卖力的遮掩大屠杀的证据。
胶卷放在茶叶包里，经由一名法国学生偷运出去，最终送到了巴黎玛格南办公室。
3 Jeff Widener
Jeff Widener构建的照片较更加紧密，和Cole的有些相似，但是画面中多了一辆坦克和从下方伸出的有些神秘的路灯。Widener为美联社拍摄的可能是这四个版本中最流传最广的版本。它拍摄于北京饭店较低的一个楼层，和地面最靠近，并且抓拍到了这名孤单英雄与领头坦克的驾驶员当面对峙。
1989年6月5号早上某时，我踉踉跄跄的走出北京的建国饭店，穿梭于焚毁的公交车和破碎的自行车之间，引领着自己向美联社办公室前进。我的流感非常严重并且遭受了一次严厉的撞击。当我在天安门暴动期间拍摄一辆着火的装甲车时，一颗偏离的石块击中我的面部。尼康F3钛版相机抵消了一定的冲击从而救我一命。
在我进入坐落于外交公寓的美联社办公室后，我读到来自美联社纽约总部的消息。“我们并不想让任何人冒不必要的风险，但是如果有人能够愿意拍摄天安门广场，我们将会万分感激。”你知道，在目睹了前夜的恐怖后，我真不想读到这条信息。
我真的很害怕，并且因为上次受伤而精神恍惚，我还必须找到骑行较远距离去北京饭店的勇气，那里有最佳的观察位置。最终，多亏一位名叫Kirk或者Kurt的大学生，我成功地藏着相机挤进了北京饭店并绕过秘密警察。二十年之后，我仍然无法找到他并且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因为没有他的帮助，这个世界将会失去一张值得纪念的影像。
当我在北京饭店六楼的阳台拍照时，我的胶卷用的非常之快。坦克碾过焚毁的公家车。死者和伤员躺在小型手推车上如同被兜售。我叫Kurt/Kirk帮我多找一些胶卷。一小时后，他带回来了一卷富士100 ASA彩色负片。在荒芜的大厅中只能找到一名游客。但我一般用800 ASA拍照。这为之后埋下了伏笔。
我将这唯一的胶卷装进了尼康FE2的机身。它很小，而且有一个自动曝光表。在我试着小憩一会来消除刺激着我头部的疼痛时，我能听到远处坦克那熟悉的声音。我一跃而起。Kurt/Kirk跟着我来到窗户口。远处是阵容庞大的一列坦克。这是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景象。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我等待着拍摄的最佳时机。
突然，一个穿着白色T恤的人跑到前方，我对Kurt/Kirk说：“该死——这个家伙会破坏我的构图。” Kurt/Kirk叫了起来：“他们将会杀死他！” 我将我的尼康400mm ED-IF镜头调好焦，等待他可能被击中的瞬间。但是这并未发生在他身上。
画面有些远。我回头看了看床上，发现我的TC-301增距镜。这个小小的适配透镜可以使我的图像大小加倍。通过它，我将拥有更强烈的影像，但如果我回来后他却离开，我就将一无所获。
我猛冲到床头，又跑回阳台，用力装上这个加倍器。我小心翼翼的对焦，拍摄了一帧……两帧……三帧照片。这时我才沮丧的发现我的快门速度非常慢，1/30-1/60秒。任何摄影爱好者都清楚借由800mm的镜头是无法以较低的快门速度手持拍照的。我探身出阳台窥视那个角落。我意识到那个瞬间已经遗失了。
我之前已经完成拍摄被占据的天安门广场的任务，所以我把所有胶卷都交给Kurt/Kirk，他将它们藏到内衣里，偷偷送到美联社办公室。这名大学生留着长发，上身穿着蓝波T恤，下身是短裤和凉鞋。安保人员绝对不会怀疑他是记者。五个小时之后，没有剩余任何胶卷并且疲惫不堪的我给北京的美联社办公室打了电话。图像编辑Mark Avery问道：“Jeff，你拍摄时的快门速度是多少？”我有些失落。他接着说：“没关系，我们会用它，尽管不是非常清晰。”
第二天当我来到办公室时，刘香成跟我开玩笑，告诉我“纽约来了很坏的消息。”
笔记板上是一条接着一条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祝贺：“恭喜。Widener的坦克人在所有英国报纸首页占据了半个版面。”“坦克人出现在所有欧洲报纸的首页。”“我真希望我在那里，Horst Faas，伦敦。”“法国《解放报》（Liberation）想独家采访Jeff Widener。”“坦克人成为了《今日美国》和《国际先驱导报》的首页。”“请联系《生活》杂志，与坦克人照片有关。”
反响如排山倒海般的涌过来。
20周年之后，我意外的回到北京，感慨良多。某一天，我重新在美国大使馆旁宁静的林荫大道上散步。我经过北京日坛公园闻到了亚洲那种木材燃烧的宜人气味，我发现很难想象20年前这些街道曾是地狱。
4 Arthur Tsang Hin Wah
路透社的曾显华（Arthur Tsang Hin Wah）两夜前曾遭到学生的攻击，他们以为他是间谍。他的坦克人照片被两个灯杆分为三部分。这张的拍摄要比其他几张早几秒，此时坦克正在那名男子前挤兑位置。烧焦的公交车阴沉的隐现在他的版本中。
广场已经变得清净，但那时还聚集着至少100辆坦克。我们注视着人们在饭店附近的抗议。军队开火并且射杀了他们中很多人。我们在阳台拍照，同时在街对面，警察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当军队行进经过时偶尔会有子弹射向饭店房间，他们朝天开枪驱散人群。
有传言说他们将清洗饭店。很多媒体人员，尤其是中国人，收拾好东西就离开了。大概是中午，我们听到坦克轰鸣作响。至少20辆坦克排成一列，退出广场朝我们这个方向驶来。我给我的尼康F3HP装上胶卷，并开始用一个300mm的长焦镜头拍照。
突然我的一个朋友大叫道：“这个人疯了！”我从取景器中看到一个拎着两个塑料购物袋的男人从人行道跨进空旷的长安街。第一辆坦克微微调转方向，但是他也向相同方向移动，阻止它前进。我装上双倍增距镜，拍摄了一些更紧凑的照片。接着这名男子爬上了第一辆坦克，试图和坦克里的士兵谈话。当他下来时，有四五人从路边出现并把他拖走。他就这样永远消失在人海。
我打电话给我的办公室，告诉他们我拍摄了一张极好的照片。一名同事骑车过来取走胶卷。接下来两天我都留在饭店。由于种种原因，编辑并没有选取这名男子阻挡坦克的照片，而是选择了他爬上坦克的那张。第二天，美联社的版本广泛流传。同事给我打电话，我叮嘱他们再仔细检查一遍。所以，和我的同行相比，我拍的男子阻挡坦克的照片的刊登晚了12小时。
我很高兴它在20年之后仍有影响。四个不同的版本，却有一个相同的焦点。
二 幕后：历史的新视角
Terril Jones仅仅把这张照片给朋友看过。
1989年天安门广场游行时，他作为记者在北京拍摄了很多照片也录制了一些视频。直到几个星期回到日本后他才发现他所拍摄的东西的重要性——从完全独特的视角反映一个标志性历史时刻。他的坦克人版本迄今为止从未发表。
20年来，这些底片躺在Jones的行李中，在他的记者生涯中一直伴随他环游世界。在读到周三《镜头》博客刊载的另外四位摄影师的故事后，他联系了《纽约时报》。
Jones记录此历史事件的角度和其他四人那天拍摄的版本截然不同，他是在坦克停在这位形单影只的抗议者脚下之前从视平线角度拍摄的。场景极端混乱，在近景的男子因坦克的炮火声忽然低下头。另一名男子脸上似乎还掠过一丝笑容。还有一位骑着自行车，看上去被迎面扑来的坦克所驱赶。
这张照片鼓励所有观众重新评估此次著名的对峙。与另外四个版本不同，我们感觉是似乎来到坦克前进的地平面，其他人的逃窜使这名男子的反抗行为得以升华。
Jones在给《泰晤士报》的邮件中分享了他的经历：
6月5号我拍下这张照片时极度心神不宁。自从5月13日学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绝食以来，我已经疲惫不堪。我和其他美联社的记者轮流换班，使7天24小时都有人驻扎在广场，差不多持续了三周。
肾上腺素的分泌和近距离接近现场的动机促使我6月5号回到街头。我呆在北京饭店门前，并且能听到坦克加速前进从天安门朝我们驶来。当从坦克所在方位传来子弹齐发的声响后，我进一步靠近街道并在几排停靠着的自行车后注视长安街，人们开始低头躲闪，尖叫，磕磕绊绊的朝我这个方向跑来。背后的树丛有千百人蜷缩在里面。在退回到那里之前，我提起相机按下快门，拍摄了这张唯一的照片。
在天安门广场和天安门重新开放之前，我在北京继续呆了一个月。仅仅在我到回到东京一段时间后，当我检查完底片洗印出照片时我才发现自己也拍下了“坦克人”，但是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他在画面中很渺小，但是却清清楚楚的站在长安街的中央，显而易见地将自己置身于与临近军队的对抗之中。我在自己的照片中看到他感到很震惊，因为他的影像已经成为北京所发生的事件在全球的象征。但是我的这个发现已经是事后数周了，美联社已经分发出那个时刻的典型照片。所以我将这张照片和其它上百张照片，连同在示威逐渐发展壮大的三周内所拍摄的六个小时的录像带，一齐尘封起来。
我从未发表它们，也仅仅给一些朋友和同事记者看过。但它们并未从我脑海中消失。
尽管那里是枪林弹雨，我还是一直后悔20年前没有在现场多呆一会，多拍几张照片，这样我便能意识到我眼前发生了什么。虽然我在1989年错过了发布这张照片的最佳时机，但今天也是一个好时机最终将这埋藏数十载的照片发掘出来。
三 坦克人
Terril Jones的天安门“坦克人”为历史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但是他为什么将它尘封20年呢？
作者：Terril Jones
有时候我们并不能轻易解释为什么会做一些事情——或者不做一些事情。这个夏天我一直在考虑这二十年来我是如何冷眼旁观而没有发表或公开这样一张非凡的照片，这张我二十年前拍下的照片为风靡全球的经典影像提供了一个另类的视角。
在我同意在《纽约时报》网站发布我的照片之前，我仅仅给我的一些朋友看过。照片发表后引发了媒体的追捧和强烈的情感体验。我是如何将这张照片尘封如此之久？这是我第一次叙述完整的经历。
我在1989年6月5日拍下这张照片，当时我是美联社的记者，正在北京报道天安门广场的示威和军队对示威者的镇压。这张照片上是那样一名男子，他曾对一列中国陆军坦克做出著名的抗议，但它的角度与我们已见识过的“人对抗坦克”的知名照片不同。那张照片——准确来说是一些照片，因为这相同一幕是由四位不同的摄影师在北京饭店楼上基本相同的位置拍下的——已经成为民主运动，民众的力量和摄影报道自身在全球的象征。
大概在中午，我站在北京饭店楼下，听到从广场两三百米以西传来的枪声。人们往东朝我这个方向跑来。我可以听到沿路坦克马达刺耳的轰鸣声和更多的从那传来的枪声。我举起我的尼康F-801单反相机拍下这唯一一张照片，即我能见到的一列从右侧行进的坦克，接着我低下头沿小道回到我下榻的北京饭店。
我回到1131号房间，在阳台另外拍下一两张照片。我记得我因为害怕当局闯入我的房间拿走胶卷而忧心忡忡，因为之前某天夜里一名公安局的官员和一些秘密警察曾在北京饭店的大厅没收我一盘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啊！——的录影带，那是我在临近镇压前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拍摄的。我迅速的把我相机和胶卷藏到浴室天花板的排气口里面。后来我知道其他摄影师也曾把胶卷藏在他们的房间里面，比如马桶水箱。
那天晚些时候我带着我的设备和胶卷来到美联社北京办公室，那天新闻层出不穷，我的胶卷在那冲印，一名图片编辑从我的胶卷挑出一两张照片发送出去。当天不久前办公室已经传出了美联社那张令人瞠目结舌的人挡坦克的照片。这张照片和当天各类萦绕在周遭的各类事件引起的连锁反应使得我的剩余底片都被退回给我。
7月中旬，在我回到东京的家之后没有多久，我从照片中选出一些冲印出来，又过了一个月，或者是六个月或者更久，我打印出一些6x8英寸的副本。突然之间——说实话我已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我意识到我的一张照片捕捉到了那个标志性抗议的另一面，那是在坦克靠近那位挑战者之前。
我记得当时即欣喜若狂又倍感失望，认为它没有那些享誉世界的照片出彩。尽管照片中逃窜的人们脸上参杂着恐惧和疑惑，而坦克人看上去如此渺小，甚至容易被忽略。还有一位与画面格格不入的若无其事的骑车人——我是刚好在他抬头的瞬间拍到他？或者他那时正在猛踩踏板？还是他是安全机构的一员，知道自己不用担心被逮捕。
十九年或是二十年前，我可能暗自思忖世人已经看到更好的坦克人版本，而我已经错过那个瞬间。于是我收起照片，多年来带着它们随我在世界各地穿梭——日本，法国，纽约，密西根，旧金山，维吉尼亚。
去年我获得吉普林奖学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花了六个月学习数码媒体的记录，编辑和演示技巧。在那里我开始制作有关中国青年人的网络多媒体纪录片，采用了我1989年报道游行和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拍摄的照片。
但是我发现很难把我的作品提供给某家新闻机构的网站。6月4日，《纽约时报》新的摄影博客《镜头》刊登了已为人熟知的“坦克人”照片和拍摄这些照片的四位摄影师的故事。我的一位摄影师朋友知道我的照片，给我发邮件问道：“你是不是也应该位列其中？”
我和《泰晤士报》取得联系，给他们展示了照片。得到的回复使我大吃一惊。他们“哑口无言”，强烈渴望第一个发布这张照片。“你将作为第五名摄影师而名垂青史。”他们这样对我说道……我还能无动于衷吗？
照片在网上发布，有人评论这张照片是“不可思议的”，“惊艳的”和“饱含情感的”。有些人表示看到这张照片时他们有些毛骨悚然或是热泪盈眶。
很多人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比如有人认为这张照片“描绘的画面更加深刻的权衡了男子抵抗坦克的决心”，也有人相信“如果有需要的话，它将会成为一个铁证，即为了获取真相，所有历史研究的任何角落都要对新信息和新观点持包容和开放的态度。”还有一个读者感谢我“为历史增色”，也有人告诉我：“毋庸置疑，我获得了新生。”
这是令人振奋的。28年的记者生涯里我写的东西从未获得如此令人动容的回应。那些热烈的反馈，以及媒体和网络如何运用各种方式加速发酵——那是拍摄这张照片的时代未曾有过的，都使我受宠若惊。朋友通过邮件表达祝贺。许多博客链接此照片，并把我写进维基百科的“坦克人”条目。喜欢这张照片的陌生人也会在Facebook加我为好友。
所有这一切都使我重新考虑这张照片的意义。在坦克开过来这前，我看到这个身份依然未明的男人明显地经过深思熟虑后站出来。他看上去镇定自若而且胸有成竹——他是像别人所说的那样忐忑不安吗？他似乎是被那些逃窜的人所抛弃，但他也好像为他们开辟了逃生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