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熬夜看完了2010的WWDC发布会，乔大叔依旧兴备地发布了已经被我们偷窥过很多次的Iphone 4：
和偷窥的内容差别不大，Iphone 4将采用A4处理器，也将有容量更大的电池；
和这些内在的变化比起来，更引人注目的是摄像头终于升级到500万了，增加了LED闪光灯，而且使用的是背透式芯片，且单位像素的面积和原来的3GS保持一致，这表示Iphone 4的摄像头将比目前许多流行手机800万像素摄像头的拍摄效果更好；
摄像头像素升级和处理器升级使得高清拍摄功能得以加入，可以进行720 30FPS的高清拍摄，更强悍地是，Iphone 4上还可以进行720P影片的编辑，看来A4的性能也是相当强悍的；
Iphone 4终于引入了前置摄像头，可以进行视频通话，Apple新的视频通话的名字叫Face Time，可惜只能使用Wifi，不支持3G；
Iphone 4将搭载新的操作系统，不象以前偷窥的叫Iphone OS 4.0，改成iOS 4了，怎么改CISCO路由器了呢？纳闷儿！好在iOS 4终于支持多任务了，还支持图标文件夹，还有一些其它的小改进。另一个好消息是iOS 4将在6月21号提供升级，3G/3GS都可以升级，嗯，我决定看看升级后的效果再考虑是不是换Iphone 4；
Iphone 4采用了更新的屏幕，仍然是3.5寸，但分辨率居然高达960*640，是3GS的4倍啊，都快赶上电脑显示器的分辨率了，看图片的效果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看了Iphone 4，我觉得不入手Ipad是非常明智的，和Iphone 4比起来，Ipad相当的鸡肋；
遗憾的是，Iphone 4继续没有专用的拍摄键，对于自拍狂来说，那是相当的不方便。
而且为了减少机身体积，Iphone 4改用了MicroSIM卡，我们现在所用的SIM卡都必须要动剪刀才能用，这也算一个小小的缺憾吧！
总的来说，Iphone 4基本比较完美了，如果供电能有乔大叔所说的提升40%的话，是非常值得入手的。
2010年6月7日星期一
2010年6月6日星期日
思念一个人的滋味
窗外不时传来什么人的争吵
耳机里传来的声音是《寂寞是因为思念谁》
心里还是空落落地
手机拿在手里
一遍又一遍地查找通讯录
却终于没有勇气按下呼叫
电话的每次响起
总会心慌意乱
当看到来电显示时
却又是沉沉地失落
不经意的思念
让无边的寂寞弥漫匆明匆暗的房间
让淡淡的忧伤跨过矜持惆怅的边缘
此时此刻的你
在作什么
是不是
也感应到了这份思念
2010年6月5日星期六
2010年6月3日星期四
转：铭记天安门
铭记天安门
Remembering Tiananmen Square
（Robin Munro，人权观察组织研究员，1990年11月发表于《The Nation》）
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一直是不解之谜。此份由人权观察组织观察员提供的目击者报告详实地纪录了这场恐怖的屠杀。
在1989年点燃的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的抗争之中，中国的反抗以大失败告终。在6月3日和4日之间的那个夜晚，中国共产党向全世界表明，它将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持其专政。
那天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很少有当代事件像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那样被西方新闻媒介如此详尽地报道。然而，（运动的）结局在很多关键的方面仍然不为人知。事件的直接后果是，一些基本的想法深入人心记者们总会谈及屠戮学生，谈到“天安门惨案”。一年后，“天安门惨案”正式成为此事的代名词。
目前，在西方又出现了一种“修正”历史的倾向，认为惨案没有发生。这简直是荒谬之极。大屠杀确实发生了，但不在天安门广场，也不是以学生为主要目标。绝大多数死者（也许总数有一千）是工人，或者老百姓（“平民”），他们多数死在北京城西的大道上，广场附近有几十人死亡，广场上也有少数死难者。但是仅以此称其为大屠杀，就歪曲了屠城的本质，也低估了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政治含义。
当夜，有数百名记者在北京，但是在军队清场的关键时刻，却仅有几位记者在广场上。很多记者在真正的杀戮现场，沿着城西的长安街及复兴门大街，发出翔实的报道。记者中，有的被抓，有些被拦在路障之外，还有些在宾馆赶着发晨稿。在军队到达广场的时候，附近的大部分记者完全是出于安全考虑，都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广场。
但是，在天安门事件中，西方媒体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是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由于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记者们常常感到他们是学生的安全保障。学生身上体现的平和的理想主义，唤起了人们对六十年代和民权运动的回忆，使西方把目光集中在学生身上，而大大忽略了老百姓所起的关键作用。
还有其它问题。也许是媒体的一厢情愿，人们相信广场上的屠杀，是天真无邪，自我牺牲与救赎精神所喻示的必然结局。学生自己的话也许已经说明了这一点。5月13日，广场上的绝食学生表示，“尽管我们的肩膀还很柔嫩，尽管死亡对于我们来说，还显得过于沉重，但是历史召唤我们，我们必须前往。”作家Ross Terrill，在6月29日美国广播公司（ABC）特别节目中接受Ted Koppel采访时回忆起一位学生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准备面对死亡，我们不想让你与我们同命运，再见。”大多数记者撤走了，而后填入由此产生的真空的是就是人们确信无疑的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本报告试图解释大屠杀发生的前因后果，指出当局对学生相对宽容，却对工人阶级的骚动可能把学生和市民的抗议演变成全方位的暴动深怀恐惧。报告也探讨了戒严部队在6月3日晚上到4日凌晨的表现显现出对执行屠杀并不情愿及其所揭示出的重要涵义。
有些人的确承认屠杀大多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之外。Koppel在6月29日特别节目中，指出了两种屠杀的区别，但是他把它淡化为被中国政府利用了的一个“漏洞”。可是，寻求事实真相绝不是吹毛求疵。屠杀发生的地点，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政府冷酷的政治逻辑和对杀戮目标的选择，也揭示了中国下一轮民主斗争的概貌。中共政权在民众中仅存的一点合法性，在这场一夜之间发生的流血事件中被它挥霍掉了。由于相当一部分“群众”准备卷土重来，部队中也潜在不可靠因素，除非能学会妥协，否则罗马尼亚式的起义将会重演。
新闻报道可能只是历史的初稿，但如果错误的报道不加以更正，就会永久性地扭曲历史的走向。学生和老百姓所追求的，就是不加掩饰的真相，因为它昭示了他们的大无畏的精神，鞭挞了当局的懦弱与残酷。根据对天安门广场清场的不实报道所做的评论，已经在联合国和其他场合拱手把宣传上的胜利无谓地让给了北京的侩子手们。这种报道还会把人们的视线从继续镇压的主要目标上转移：从学生的抗议行动中发展出来的民众运动。人们是不会忘记学生的功劳的，因为他们是运动的发起者，是非暴力旗帜的捍卫者。但是，只有把注意力重新聚焦到老百姓身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一年之后，中国的统治仍以暴政、武力以及思想警察来维持。
I
在1989年的4月26日，《人们日报》发表了它那篇臭名昭著的社论，谴责北京学生抗议运动的本质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自4月15日学运开始以来,那是改革派的党领导人胡耀邦去世的日子，这是中国领导人对学运首次发表的明确声明。
但假如一个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在中国首都发生了，共产党认为谁是首犯？令人惊讶的是，并不是学生。根据这篇社论：“对于青年学生感情激动时某些不妥当的言行，党和政府采取了容忍和克制态度”，另一方面，“这些事实表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捣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根据官方的阴谋理论的发展，当局指控学生被“别有用心”的“外部因素”所“操纵”，在这里（当局）指的首先是“反动的”工人和（数量少一些的）知识分子，其次是外国的“反动势力”。6月3－4日的军事镇压印证了这条分析路线的正确性，并且这种分析也解释了直到今天都在进行的镇压。
中国的政治传统一直都给予了学生一定程度容忍和宽容度和一定范围内的行动自由，这些都是其他团体，尤其是工人阶层，所没有的。这种相对的特权在80年代改革期间得到了加强，那时为加快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对西方的经济开放，邓小平迅速转向与知识分子达成具有历史意义的妥协（毛泽东曾无情地迫害过他们）。这种官方立场，毫无疑问面临着很多问题，因为学生与知识分子的更多自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腐蚀的危险。
但与改革以来在党内出现的、压倒一切的其他危险相比，这显得无足轻重。在城市工人阶级当中，沿着波兰团结工会的路线，出现了有组织的动乱和不满。最重要的是，去年春天，正是这个朝着――中国领导称之为“波兰病”的运动在北京和其他主要城市快速蔓延的趋势，决定了当镇压最终来临时不可妥协的特点。由学生发起的这场运动，成功地占了政府的上风，但随着广泛的其他社会力量介入了天安门广场，学生很快失去了对形势的掌控，领导权也逐步被分散了。
镇压背后的其他的主要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共产党机构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了背叛，转向了学生方面。在5月中旬，公共安全部门、法律和军队（这可是无产阶级专政最主要的支柱），都开始在广场出现，公开地支持民主运动。6月14日，在一个以党的偏见眼光对事件进行的解释里，北京的宣传部断言：“极少一部分人，曾经密谋要逮捕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象攻占巴士底狱式地夺权。”
事后回顾，6.3～4大屠杀的逻辑是清楚的。《人民日报》那篇严厉的社论，并没有使学生如预期的那样缩回校园中去，而是进一步激起了他们的抗议。示威游行吸引了公众大量的公开的支持，使得当局陷入了一种迷惑的、瘫痪的境地，直到6.4之后才得以改变。在5月13日，和政府的“对话”失败简短间隔之后，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发起了大规模的绝食行动。在5月17日，当目睹2000多名理想主义的年轻学生因为酷暑和饥饿倒了下去后，超过100万的普通北京市民来到广场展示了令人感动的团结。“学生代表我们所有人说话”，他们告诉每个愿意听的外国人。“老百姓”，以前只是被动的旁观者，现在开始象一个积极的学生的支持者堡垒那样行动，24小时不停地将食物和其他的补给带到广场。
由于害怕出现各阶层之间的团结，直接导致了5月20日当局决定在北京实施戒严令，但是，民众对此的激烈反应，又一次出乎国家领导人的意料：由和平的抗议者组成的一堵堵人墙挡住了所有坦克和军队分队进入北京的主要入口。几天之后，士兵们被迫从撤回到他们在郊区的兵营中去。北京各处自发形成了不同的行动小组，包括由工人组成的“敢死队”以及其他老百姓，他们发誓宁死也不愿意让军队进入北京城。工人纠察队，与组织起来的强大的学生代表团在周围巡逻，维持秩序（在5月20日之后，已经看不到维持治安的警察和交警了）；“小飞虎队”由大批年轻人骑着摩托车分布在城市各个地方，负责对运动进行联络；老百姓，目前的立场是和平、非暴力，但是直接面对着政府与军队。类似的“动乱”，用共产党的话来讲，迅速蔓延到几十个城市。
进一步，老百姓开始表达自身的不满。十年经济改革尽管在大体上是受到欢迎的，但是它已经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收入差距扩大，物价螺旋式上升，住房奇缺,，最后，但也是同样重要的因素是，腐败泛滥，党和政府官员通过投机倒把来牟取暴利。当局可能过高地估计了这些工人和市民新团体提出的政治挑战，这些团体是自发形成的，他们可见的和宣传影响是巨大的，但他们缺乏任何明显的理论框架和计划。但是共产党是真的害怕了。
然而，就在实施戒严的计划流产的几天之后，北京工自联的成立带来了更大的威胁。原因在于，这个总部设在天安门广场西北角的几顶凌乱的帐篷中的团体提出了一个自1949年后中国一直忌讳的问题：工人有权加入独立的工会组织和代表己见。这样的一个要求恰恰击中了中共政府的核心问题，因为共产党对其合法性的主要论调就是声称：它以劳动人民的名义并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的进行统治的。虽然该团体真正活动的成员相对较少，但在5月29日三个头目被秘密逮捕之后，六月的前几天，它的正式成员的数量迅速飚升，达到了加入人数超过10000的顶峰。工自联的成员组织也在全国的主要城市迅速蔓延开来。
如果在学生组织的合法认可问题上可以协商的话，那么当权者从一开始就恐惧的这颗癌细胞就将出现了。在政府看来，如果五月末在广场上竖起的自由女神像代表了学生傲慢的挑衅、中产阶级自由主义入侵的象征，以及西方对共产主义神圣教条的颠覆，那么在距离女神像不到100码之外的北京工自联的粗糙的黑红旗帜，则代表了觉醒工人令人恐惧的力量。两者都必须被摧毁，迅速变节的党组织必须要被威慑和整顿回来。
根据4月26日社论的精神，大多数的学生和知识分子都将得到宽容。相反地，老百姓却会受到无情的惩罚，以在这一代中根除这种有组织的聚众骚乱。6月3-4日夜里冲突的场所虽有重叠，但基本上是分离的。真正杀人的地点，群众暴动和大屠杀的场所，主要在周边地区，沿西长安街一直到西部郊区。在这里，老百姓为保卫他们的中心－天安门广场，而战至死亡。这次民主运动曾坚守对话和非暴力方式的原则的承诺，但在那最后晚上，它采用了暴力也仅仅是因为绝望和愤怒。一旦军队开始了对北京的抢夺，失去一切是再清楚不过了。在风暴的中心，围绕着人民英雄纪念碑，学生们勇敢、坚定地站着，但完全被周围一圈魔力所保护。在最后一分钟，在广场这个地方，致命的军事包围面对着年轻人的道德权威，考虑到将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政府从大屠杀的边缘撤了回来。
通往天安门的血路
在最后军队开往天安门进行清场的那个夜晚，有超过1000外国记者在北京，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一直跟随着解放军的主力突击部队，从西郊杀气腾腾地穿过试图堵住所有要道的老百姓，向天安门推进。大部分关于大屠杀的影片就是在这个地区，像木樨地、复兴门和六部口拍摄的，期间几百名赤手空拳的示威者和无辜的旁观者被半自动武器乱射的子弹击倒。军队的显然没有将这些人与那些扔石块、燃烧弹或放火点燃曾用于路障的车辆的人区分开。因为这个屠杀的主场地已经被外国新闻媒体比较大量地报道过，我们现在集中谈谈发生在沿西长安街和复兴门地段较少为人知的事件经过——也就是事后被北京人称为“血路”的地方。
目前知道的第一次暴力是发生在6月3日晚上10点30分左右的公主坟,即木樨地以西约2英里的地方。当时突击部队的先遣队乘坐大约20辆装甲车撞开放在圆形交汇路口被当作路障的公共汽车。据一名居住在北京的西德学生目击者讲述，许多人被装甲车碾压致死，而且士兵不分青红少白地向人群扫射。一位在现场的芬兰记者报道，当大约有50辆的卡车车队从被装甲车撞开的口子穿过的过程中，她看到2名持AK－47冲锋枪的士兵突然从第10卡辆上掉下，他们马上被愤怒的人群“撕成碎片”，她说，“那是个恐怖的夜晚。” 整个晚上的冲突模式，已被这样的设定：军队肆意血腥的屠杀在先，紧接着是一小部分由被激怒的、越来越暴力的市民发起的对士兵的报复性杀戮。
为何军队表现得如此凶残？在公主坟，军队就警觉到他们会受到破坏性的顽强阻挡，被暴力推进和夺回天安门控制权的明显意图（比5月20日那次温和的尝试）所驱使。当士兵看到武力威胁显然不能使群众屈服时，他们开始担心起自己的生命安全，所以向木樨地慢慢推进的过程中，他们的暴力逐渐升级。从这时起，这些士兵感到他们面对的是出没于中越边境山地中武元甲将军麾下的身经百战的军队，而不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当晚当地居民和访问了北京西部医院的西方记者，形容他们似乎来到了屠宰场。
还有一些偶然因素，也许也能部分地解释军队杀戮的发作。部队原打算在木樨地与600名当地武警会合。（他们可能预料到的强力阻挡，因为前一天晚上有三个人被武警的吉普车压死并引起愤怒的抗议）但这支熟悉此区域、并肩负为军队带路进入天安门的任务的武警部队，在行进到距离木樨地东北约一英里半的月坛公园附近的大街小巷中时，被市民合围、封锁，并被打散，最终未能成功地与军队会合。这件事意外地剥夺了他们的准军事部队的护送。
出于政治原因，军队有理由不希望被迫使用武力进行镇压。早在5月24日或25日，精英部队第38军司令徐勤先将军，因未能执行戒严令已被逮捕（他后来被军法审判）。这无疑使其它部队急于证明自己平定“反革命叛乱”的热情。在西方，第27军仍然被广泛认为是大屠杀的元凶。但据军方消息来源，当27军副军长，他在去年9月北京一个高层“宣传理论”的会议出现时被非议时，他沮丧至愤怒地摔了帽子，并叫道，“我们27军背了黑锅！是，我们开枪了，但我保证我们没有杀一个老百姓。”
中国64期间，很可能不像普遍理解的那样，而是更接近于罗马尼亚式的军事起义。据南华早报12月28日的报道，解放军军委政治处杨白冰在本月早些时候的一个秘密讲话中透露：“21名师级以上，36名团或营级以上，和54名士官级军人，在六月粉碎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严重违反军律。此外，1400名士兵丢弃武器，做了逃兵。”
在大屠杀之后几天里，中国当局官方电视的画面上重复播放的一段令人震惊画面，是数十辆装甲车在木樨地以西的军事博物馆附近被一群“暴徒”放火焚烧。评论说，装甲车内许多人宁愿被活活烧死，也没有向自己的同胞开枪，它也清楚地暗示，类似的情景也发生在6月3日的傍晚。这组镜头是政府编织“弥天大谎”的基础：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并迫使政府作出武力平叛。
真实情况是非常不同的。大约6月4日，周日上午9时，一些外籍目击者，在检视前一天晚上造成的破坏时，震惊地看到了一列约36辆装甲运兵车从西面突然出现，并在木樨地路口停下。第一辆装甲车撞到了一个路障的残留物；紧跟在它后面的第二辆车追尾，迫使整个车队停下。一大群人从邻近的小巷涌现并将装甲车队围住。第一拨露头的士兵被殴打，至少有一名被打死。只有学生纠察队与双方谈判，为军队争取到了一个安全撤离通道，阻止了一场激战，或新一轮的杀戮。数百名士兵离开了，留下了一堆硬家伙。不到半小时，所有的装甲车被点火焚烧，升起的黑色浓烟数英里外清晰可见。
这一事件发生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主楼外可能并非巧合，因为从其屋顶上现场所发生的一切被纪录了下来。但更关键的解释是，军人已经逃离了现场。一位在场的知名西德汉学家描述看到士兵被护送离开了他们的车辆。其中的一辆装甲车，他说：“打开了顶盖，并出现了一只手，挥舞着一块白布。士兵然后现身，并将他们的自动步枪交给接收他们的年轻人。双方拥抱了。”
我在6月3日晚，亲眼目睹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在建国门立交桥处的有点类似场景。当时有几十辆军车，在试图横穿长安街时受到大批民众制止停下来。一些外国目击者看到士兵公开与平民称兄道弟，甚至摆姿势接受照像。午夜刚过，我看到一队士兵爬下他们的卡车，眼中含着泪水。几分钟后一辆装甲车从东面全速驶过立交桥，撞入军车队列，将其中一辆军车挑起离开地面几英尺，并将一个年轻人撞得脑浆泼洒在地上。显然，士兵在立交桥上与老百姓的互动已被上级官员视为变节行为。
II
天安门广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场所。它的面积超过100英亩，单个的目击者不可能完整看到6月3 ~ 4日之夜所发生的复杂混乱事件的全部。因此，我的报道是由其他人的证言所补充的，他们在关键时刻看到发生了什么。
我在凌晨1：15到达广场。大批人群沿着长安街向东逃逸。连续的枪声从广场的西北方传出，一辆残缺的装甲车燃烧着躺在东北角，车是被燃烧弹击中的。它的履带上堆满了钢筋和路障。一个CNN摄影小组和许多英国记者在现场。根据BBC的John Simpson的描述，三名装甲车士兵被打死，第四个士兵由学生警戒被护送到安全地点。在我到达之前，伦敦观察家报的Jonathan Musky被武装警察用警棍殴打，他说，他看见有几个人在天安门城门毛的巨幅画像附近被击中死亡。
向广场的西北角看去，我惊恐地看到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帐篷火光冲天，我跑过去看是否有我联合会的朋友死亡或受伤。在20码以外，一群约200名全副武装的军人气势汹汹地面向帐篷站着。这是解放军主力挺进部队的先头部分，这支部队在沿着西长安街清场之后，于凌晨2点左右抵达广场。此时人群已经从此地区撤离，只能看见一个年轻男人的影子，在燃烧着的帐篷周围徘徊并收集了几堆文件，他恳求我把文件带给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学生们。我按他的要求做了。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已经撤退到纪念碑的三层台阶上了：约有三千到五千人，紧紧地抱在一起。他们的临时帐篷营地，遍布在几百平方码的区域，一直到纪念碑的北面，事实上已经空了。学生们看起来很平静，近乎一种听天由命的神情。没有恐慌，虽然在广场边缘和远处能听到断续的枪声。突然政府的喇叭响了起来，不停地重复：每个人都必须立即离开广场，一场“严重的反革命爆乱”已经爆发，戒严部队被授命使用任何必要手段清理天安门广场。
这时，美国自由记者Richard Nations正在远处广场的西南角躲避着枪火，那里发生了部队与市民之间的一场主要冲突，从凌晨12：30左右开始一直持续着。他当时的记录很潦草：“大约凌晨1：00西南角，在肯德基店前面的前门西大街，几辆燃烧着的公共汽车路障堵住了十字路口。在石头和玻璃的砸击下，防暴警察被驱赶到街道上。警戒的学生或组织者看来在干预这件事，试图疏散约二十几个非武装的带盾牌和警棍的警察/士兵，他们是在燃烧的公共汽车附近被抓住的。一辆坦克开来，推开了一处路障，一车士兵下车。曳光子弹和持续的群射枪声”。在这声冲突中，几个人被部队打死。
此冲突的另一个目击者是著名的记者Lao Gui，他当时在南面。在约1：30他写道：“从朱市口[在广场南面，距离广场约半英里]传来连续的枪声。四周都是红色的火光。在毛纪念堂边的柏树林里我遇到一个西方记者，他告诉我，“我亲眼看到三个人被杀死，他们的胃都爆开了，躺在珠市口。”其它报道也认为，在部队通过南部地区推进时，至少几十人被部队打死。接近2：00时，一股约100人的部队试图从西南角进入广场。“突然，密集的枪声和子弹飞过，”，NBC摄影师Tony Wasserman说，他当时在场。“在行进路线上的某处，有人胃部中弹，有人踝部中弹。在这之前，人群又从西南角抓住一些士兵，把他们打得半死。”过一小会儿后，根据CBS摄影师Derek William，“伞兵来了…他们才是真正的打手。”
同时，在广场的北部，主要挺进部队已经开始从西面抵达。我看到他们来自民主女神像西边的一个位置。第一队运兵卡车迟疑着进入广场，以步行的速度。步兵护卫着卡车，起初只有很单薄的一队，但很快就增加成很密集的队列，有几千人，都戴着钢盔，拿着攻击性的自动步枪。他们用了约一个小时沿着广场的北边布置完毕。后面应该有更多的士兵和车辆，我看不见，西长安街都布满了。
在这支主要部队抵达之后，只有零星的人——显然不是学生，而是普通居民和工人——逗留在广场北部，在长安街与纪念碑之间。民主女神的雕像此时看起来无比戏剧化，透过那辆报废装甲车翻腾的火光和烟雾，面向毛的画像和它下面的部队。在2：15左右，从天安门城门附近传来令人恐惧的AK-47射击的爆炸声，持续了几分钟。我摔倒了。人群中的多数人向南逃逸，朝着纪念碑方向，但我没看见一个受伤的人。
或差不多同一时刻，只有数百码外，几百名士兵穿过天安门城楼，封锁了广场的东北入口，截断了通向历史博物馆北部的东长安街。一名叫柯封（音）的学生，也是民主自由女神塑像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藏在附近的一个小公园。在开始的大约5分钟内，他看到在地下人行通道附近约20人被“流弹”击中。包括“五人倒下后未能再站起来。” 大约500名士兵从历史博物馆的背后出现，不过这些士兵似乎并没有携带枪支。而当另外200到300士兵从天安门方向走来时，人群开始高喊：“法西斯！”和“大罢工！”，其他人则唱起了“国际歌”。仍躲藏在附近的柯封说到这些士兵“仿佛在玩游戏似在高兴地雀跃… 一名军官通过扩音器反复呼喊约15分钟，‘立即离开，否则格杀勿论！’”
突然，有人开着一辆铰接式双车厢公共汽车，出人意料地，自杀似地全速驶向士兵们。Kenneth Qiang，一位香港学生联合会理事会成员描述道，“该司机被士兵拖出公共汽车，用枪托击打至地上。目击的人群被激怒了，他们跑到距部队约五十米处，向士兵投掷玻璃瓶。我听到两声枪响。司机倒在地上死了。”
2点半左右，整个广场已安静下来，只能听到远处传来的枪声。在平静的间歇中，我回到了工自联帐篷所在地，这时只剩下余烟缭缭的残迹。一个年轻人将一小捆学生印的传单塞到我手中。在民主女神的东南方，有北京协和医院的急救帐篷。在庞大的广场的这边，几乎只剩下这个帐篷，屹立在废墟之中，成为悲凉而英勇的见证。这里有大约二十位志愿服务的医生及医学院学生。纠察队的学生围坐一周，形成一个“保护”圈。我在这里呆了大约一刻钟，就看到四，五个用临时担架送来的重伤员。一个男孩，很可能是个学生，头侧重弹，濒临死亡。一位医生说，在前一个小时之内，就有五人死于他的手中。
到了3点钟，在广场上我已见不到任何外国人，外国电视记者也都撤离。英国广播公司（BBC）的Simpson后来在《格兰塔》（Granta）撰文写道， “我现在对当时的决定深感内疚，这是错误的决定：我们应该留在广场，即使其他摄像组已经离开，即使我们会因此的丧命。”因为我们会在后文看到辛普森的决定，影响到了他对后继事件的报道。
我决定在历史博物馆前的高台上找到更好的视点，觉得这样既可以让我看到全场，也能避开战火。但是当我绕过博物馆边的树丛，正要爬上博物馆前宽大的台阶时，我停住了。数千名士兵，头顶钢盔，身背步枪，手持棍棒，静静地坐在台阶上。广场对面的人民大会堂，也是一样。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对面会有更多的士兵。“他们把广场全部包围了，是要把我们都杀了吧。”一想到此，我马上躲回树丛。
广场上亮起阴森的白光。平静只被远处的枪声和政府扬声器诡异的回声打破。大约在这时，美国自由撰稿人 Richard Nations 就在距纪念碑数百米远的地方。他在笔记中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形：“纪念碑好像已被步兵包围，主力是从广场北面开来。学生仍在坚守，等待着最后的时刻，—攻击看来是不可避免了。”他接着写道，“与坐在灌木篱笆前的罗宾（Robin）会面。”
后来我发现，在3:00的时候，实际上还有大约10个外国记者驻留在广场，我找到了最足智多谋的Richuard同行，一起开始探查广场南部。这里凌乱的停放着燃烧的公交车和小轿车，但没有任何军队。（只有在早晨6点之后才有可能允许从这里进入广场）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在距离香港亚洲电视台(ATV)人员藏身之处很近的地方经过了，而他们继续在广场西南角的公共厕所的房顶上坚守到了4:30,直到认为情况太危险了才不得不离开了。
黎明前的黑暗
凌晨4点整，天安门广场上，所有的灯突然熄灭。在纪念碑东南角，我们在焦虑中等待，但攻击并未开始。学生们仍然坐在纪念碑前，一如既往。没有人想要离开。两车增援学生无声无息地如在梦中从广场东南方驶来，在离我们几米处停下。学生的扩音喇叭重新响起，像念火车时刻表，一个不动声色的声音宣布，“为鼓舞斗志，现在播放《国际歌》。”我很想知道在黑暗中的士兵会作何感想。而学生们是不是在其它一切力量都无望的情况下，指望这黑暗来拯救自己呢？
但是部队还是没有进攻。有人在纪念碑西边点燃了废弃的帐篷和堆砌的垃圾，也许这样一来袭击就不能在黑暗中进行。有学生领袖严厉地说：“遵守纪律，保持肃静。我们不能给他们任何借口。”
大约在4点15分，突然，人民大会堂前一整排的灯亮起来，像圣诞幻灯一样，柔软地照亮了广场的西侧。这时，故宫外墙上的照明灯也点亮了。随后，从人民大会堂最南门，士兵手持着枪像流水般涌出，很多人的枪上插着刺刀。就在附近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记者Derek Williams说，“他们拐过来，和另一大群从路西边的戒严主力部队汇合，组成了L形，这支部队毛主席纪念堂前穿过广场。” 这时历史博物馆台阶上的部队向纪念碑方向开枪，我们可以看见纪念碑碑身上飞出的火花，比头顶还高。
此刻4点半刚过，广场上人已散尽，只剩下废弃的帐篷营地，一片狼籍。仍有3000左右的学生集聚在纪念碑的台阶及三层平台上。学生的扩音喇叭再次响起，一个学生拿起话筒，自称是北京学自治联合会领导人：“同学们！我们绝不离开广场。我们要为实现中国的民主付出最大的代价，献出我们的鲜血。” 我的心一沉。过了几分钟，又一个人讲话，这次是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一个领导人：“我们都必须立刻离开这里，可怕的大屠杀马上要开始了。我们已被部队包围，现在的情形异常危险。在这里等死是幼稚的幻想。” 接下来是一段沉默，然后侯德健开始讲话（侯德健，一位台湾出生的流行歌手，是6月2日开始在纪念碑绝食的四人之一）：“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现在我们必须离开这里。我们已经失掉太多鲜血，我们不能失去更多了……我们四位绝食者留在纪念碑，等所有人安全撤离后，我们也撤离开。”
此刻4点半刚过，广场上人已散尽，只剩下废弃的帐篷营地，一片狼籍。仍有3000左右的学生集聚在纪念碑的台阶及三层平台上。学生的扩音喇叭再次响起，一个学生拿起话筒，自称是北京学自治联合会领导人：“同学们！我们绝不离开广场。我们要为实现中国的民主付出最大的代价，献出我们的鲜血。” 我的心一沉。过了几分钟，又一个人讲话，这次是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一个领导人：“我们都必须立刻离开这里，可怕的大屠杀马上要开始了。我们已被部队包围，现在的情形异常危险。在这里等死是幼稚的幻想。” 接下来是一段沉默，然后侯德健开始讲话（侯德健，一位台湾出生的流行歌手，是6月2日开始在纪念碑绝食的四人之一）：“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现在我们必须离开这里。我们已经失掉太多鲜血，我们不能失去更多了……我们四位绝食者留在纪念碑，等所有人安全撤离后，我们也撤离。”
侯德健讲话的时候， Richard 跟我决定最后一次走上纪念碑。我们小心翼翼地上台阶，走到纪念碑最上边的绝食帐篷，穿过挤坐在一起的一排排学生时，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存在（很多学生在写遗嘱和与家人的告别信）。没有狂热，只有勇敢的决心。我们从纪念碑东面台阶下来，喇叭已经沉寂。从广场北面却传来轰隆隆的声音，坦克的引擎发动了。
时间一分分过去，一片死寂。最后，一个动议化解了这紧张气氛：有人拿起话筒，提出用声音表决。没人清楚是”坚守“的声音大些，还是“撤离”的声音大些，但无论如何，最后宣布民主决议的结果是同意撤离广场。
对6月3日夜、6月4日凌晨的北京的报道中一个最大争议就是接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记者 Richard Roth 赶出了事发前最后一次报道，紧接着他被士兵抓进了人民大会堂： “士兵们发现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摄影师 Derek Williams 以及我本人，他们正将我们拖走。稍后，开始了，自动武器猛烈地射击，肆虐了一分半钟的枪声，像恶梦一样长久。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了。”这个录影带被没收。Roth 生动的现场报道，在6月4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中播出时，所配的画面是两个小时之前录下的镜头，给人留下的清晰印象是，部队向撤离纪念碑的学生开了火。
但是没有发生屠杀。西班牙国营频道（Television Espanola）的两位摄像记者Fermin Rodriguez和Jose Luis Marquez，拍摄了唯一公布的整个撤离过程的画面。与Roth一样，他们在部队冲向纪念碑时，也听到了半自动步枪的枪声，但他们说开枪的目标是打掉学生手里的喇叭。Richard Nations采访他们时，两人都表示，他们是与最后一批学生一起离开纪念碑的，没有看到有人死亡。 Rodriguez 说，“纪念碑绝对没打死人，所有人都撤离了，没有人死。”
Nations和我从距纪念碑东南二十多码的位置所看到的一切，令人难忘。那十分痛苦的一分钟，同学们可能会拒绝服从撤离的决定。然后，他们慢慢地站起身来，走下纪念碑。当第一批学生从我们身边经过，要往广场东南角的出口走的时候，我们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很多学生排起十人纵队，跟着各自的校旗走，脸上滚着泪。看上去每个人身上都在颤抖，很多人身上在打哆嗦，脚步也在晃。但是看得出，个个都很自豪，不是吃了败仗的模样。有一队学生喊，“打倒共产党！”这是我在中国第一次听人公开喊这个口号。Richard，永远是那么敬业，又做了记录。他的笔记中写道，“学生领袖们终于完成了人类政治事业中最难的一个步：有秩序的撤退。”
记者们
但是根据一份广泛印刷传播的“目击者”的文章声称，此文由一名清华大学学生所写，最先在香港报纸上登载，4：00刚过，在十几挺机枪的近距离扫射下，我们几乎全部被杀。有的幸存者在广场上被坦克追赶、碾压，有的被棍棒打死。此文被很多媒体收录，包括纽约时报（尽管记者Nicholas Kristof很快对之提出了质疑）、华盛顿邮报和旧金山观察报。这些耸人听闻的情节，不过是杜撰出来的。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这只是几个类似文章中的一个，多数声称大屠杀发生在5：00之前不久。吾尔开希，主要学生领袖之一，说他看见“约200名学生”在黎明前的袭击中被枪打倒。但他没有在那儿：他已经在几小时之前就被转移到一个安全的有篷货车里。那么，这些虚构的情节是怎么被大家普遍接受的呢？
根据我的计算，当时在纪念碑附近有十名西方记者，此外还有许多外交人员和香港人。至少两个记者——亚洲华尔街日报的Claudia Rosett和美联社的John Pomfret——写下了准确的撤退情况报道，但这些都是孤立的段落，被湮没在有关该城市的大量报道之中。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Roth 和 Williams被羁押在人民大会堂内，直到5：30才脱身，仅有的关于撤退的外国胶片是被西班牙电视台人员拿走的那个，他们坚持说他们没有看见杀戮。在一个很有意思的脚注中，他们的记者Juan Restrepo（他一整夜都与他的同事分离）说，当夜事件的胶片被马德里的西班牙电视台的编辑篡改了，制造了在广场撤退过程中发生了屠杀的假象。
撤离广场的电视记者报道中，最生动有力的是John Simpson的报道，他的BBC新闻团队由于北京事件的报道而获得了许多奖项。Simpson，正如我们看到的，对于撤离感到懊悔。但是他为《格兰特》（Granta）写的报道中披露了当时的心境，由于感受到即将到来的灾难，新闻媒体放弃了广场。这种感受使记者更倾向于相信确实发生了最坏的事情：“当屠杀发生时，有人应该留在那儿，拍摄下所发生的一切，当学生们被坦克包围时，当部队推进、开枪时，展示学生的勇敢。”在6月4日黎明来临时，从一英里远的北京饭店房顶上一个安全但视角不佳的观察点（从那里看人民英雄纪念碑完全被挡住），Simpson写道，“当坦克碾过帐篷时，我们拍摄下了坦克……在前进方向上，似乎死了几十人，据目击者说在坦克的轰鸣声中，人们能听到帐篷内的人的哭喊。我们拍摄到凌晨四点广场上灯光熄灭。四十五分钟后，灯光又打开，部队和坦克向着纪念碑方向前进，最先向空中开枪，随后，又一次地，直接向学生开枪，纪念碑的台阶和上面装饰的英雄浮雕像被子弹打得火花飞溅。”
当Simpson的小组拍摄时，日本的摄影记者Imaeda Koichi正在广场的北部。Koichi报告说在那里没看见屠杀，尽管他还写道，“我确实看到在帐篷中有一些学生，不太多，只在三个帐篷中有学生”。西班牙电视台的Restrepo早些时间查看了民主女神附近所有的帐篷，并且说“我可以向你保证，在凌晨3点左右，在帐篷内顶多有5人。”
Richard Nations和我也看见部队在5：00左右从北面纪念碑附件的一个位置推进，在那里撤退还在继续，我们看到女神像不见了。我们返回到北面查看，穿过废弃的营地走了几百码。一长队坦克和装甲车向着纪念碑隆隆挺进，碾碎了路上的一切——帐篷、栏杆、物品箱、自行车。有可能在帐篷中仍有若干学生。中国政府声称士兵检查了帐篷，看有无病或疲惫的学生，但我们清楚地看到推进的步兵跟在坦克的后面。
再说回纪念碑，五分钟后，我们看见最上层已经挤满了士兵，枪口向上。在我们离开的那段时间，记者Lao Gui看到了发生的事情：“一小队穿着迷彩服的士兵冲向纪念碑，占领了纪念碑的顶部，向空中开枪……很快，广播站就不再有声音了。士兵们把喇叭射断了。”当突击队占领顶端时，西班牙记者小组还在那里，他们没有看见屠杀。Claudia Rosett 和Imaeda Koichi都认同此观点，虽然Kenneth Qiang后来告诉我，在第二层的一名学生被射中了腿。（一份广为流传的香港杂志，柴玲自白书，引用Qiang的话说，他看见“前排的20到30名学生被枪扫射倒下”；这句话，他说，这是那本杂志编造的。）在5：30左右，学生们已经离开了广场。与推进的装甲车相同的速度撤退，他们的撤退取得了精神上的胜利。
一个近来令人关注的目击者于硕（他是人民大学前教授，现在被驱逐出境住在巴黎），他的文章驱散了长久以来关于在纪念碑顶部仍有少部分学生的怀疑。“当我向（部队）军官走去时，她说，“我突然意识到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纪念碑的人。当我走下斜台时，我看见在浮雕上有一行字：‘在1989年6月4日，中国人民为了民主而抛洒鲜血和生命。’当我转身时，我看见一个士兵正要用刺刀刺一张床。我看见床上伸出两只脚……我向前冲去，并拉那双脚。一个男孩从床上掉下；他还没完全醒过来。他是离开广场的最后一名学生。”
在最后的一个小时，离开广场的仅有的另外两队人到底发生了什么，可能成为永远的谜。一队是北京协合医学院的医疗队；他们是一位南美外交官在5：20离开广场时看到的最后一批人。第二队是在人民大会堂外面的一小群老百姓。当记者们在5：30打算离开时，Richard Roth 和 Derek William很惊异地看到这些人仍然守在那里。
两名美国人被带上吉普车，直接穿过广场到了东北角的儿童文化宫，他们在那里被留置了18个小时。“我们在广场上没有看到尸体。” Williams回忆到。这一小段路程的报道非常关键：似乎难以想像，如果象广泛的传闻所言那样，他们在忙于偷偷地处理尸体的话，部队会带外国记者穿过广场。
迄今为止，真相大白：撤退是彻底的。在广场的南端，Nations和我看到了最后的一场小冲突，发生在抛掷石头的人与士兵之间，士兵在逃离人群之前开了枪。我们最终决定，这是到了迅速离开的时候了。据我们所知，我们是离开天安门广场的最后一批外国人，那时是6：15。
尾声
被民主运动占领了50天之后，广场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但是，屠杀并未停止。当受伤的学生队伍缓缓向西北撤退，四辆坦克从长安街轰然驰来，在距离广场半英里的六部口路口，将其中十一名学生碾压致死。接着，紧邻北京饭店的西面，军队开始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持续开枪，死伤数十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在军队仔细搜查北京胡同中“躲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时，数目不详的老百姓被草率地处决了。
总结上文，我们应该为回答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屠杀究竟发生在哪里为什么很重要？——求助去年中国民运中的两个活跃分子，他们都见证了广场最后的清场。著名的小说家、杂文家孔捷生说道：“现在，当北京的实权派仍然对六四的屠杀毫无忏悔之意，他们受到了来自许多国家极度愤怒的指责和制裁压力，而来自中国以外的非难所依据的事实都是不确切的，这恰好给了这些邪恶的屠夫们他们所急需的‘精神之盾’。这使来自外界的长篇的驳斥显得好像不过是花言巧语，不过是‘胡说八道’，是‘徒劳无益’的。”——这正是江泽民总书记在5月18日美国广播公司(ABC) 20/20节目中回答Barbara Walters关于“天安门大屠杀”这一问题时的说辞。
但是文章还是应该用Lao Gui的话结尾：“出于对屠杀者的仇恨，人们有时会难免夸大其罪恶的程度。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又恰使屠夫们利用这个机会来‘澄清事实’，用一个真相去掩盖十个谎言。他们利用天安门广场清场时没有人死亡这一事实去掩盖在这之前确实有人死亡和受伤的真相。同样，他们用天安门广场没有流血的事实来掩盖木樨地、南池子、六部口等地流血的真相。我们为什么要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呢？”
感谢以下参与的推友：
翻译者：@Buxoro、@muziyan、@loujerry、@runningnini、@june197433、@lzuDarrell
校对者：@miaomeowmiaomeo @instango
原文链接：http://krogers-dev.thenation.com/doc/19900611/munro
Remembering Tiananmen Square
（Robin Munro，人权观察组织研究员，1990年11月发表于《The Nation》）
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一直是不解之谜。此份由人权观察组织观察员提供的目击者报告详实地纪录了这场恐怖的屠杀。
在1989年点燃的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的抗争之中，中国的反抗以大失败告终。在6月3日和4日之间的那个夜晚，中国共产党向全世界表明，它将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持其专政。
那天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很少有当代事件像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那样被西方新闻媒介如此详尽地报道。然而，（运动的）结局在很多关键的方面仍然不为人知。事件的直接后果是，一些基本的想法深入人心记者们总会谈及屠戮学生，谈到“天安门惨案”。一年后，“天安门惨案”正式成为此事的代名词。
目前，在西方又出现了一种“修正”历史的倾向，认为惨案没有发生。这简直是荒谬之极。大屠杀确实发生了，但不在天安门广场，也不是以学生为主要目标。绝大多数死者（也许总数有一千）是工人，或者老百姓（“平民”），他们多数死在北京城西的大道上，广场附近有几十人死亡，广场上也有少数死难者。但是仅以此称其为大屠杀，就歪曲了屠城的本质，也低估了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政治含义。
当夜，有数百名记者在北京，但是在军队清场的关键时刻，却仅有几位记者在广场上。很多记者在真正的杀戮现场，沿着城西的长安街及复兴门大街，发出翔实的报道。记者中，有的被抓，有些被拦在路障之外，还有些在宾馆赶着发晨稿。在军队到达广场的时候，附近的大部分记者完全是出于安全考虑，都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广场。
但是，在天安门事件中，西方媒体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是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由于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记者们常常感到他们是学生的安全保障。学生身上体现的平和的理想主义，唤起了人们对六十年代和民权运动的回忆，使西方把目光集中在学生身上，而大大忽略了老百姓所起的关键作用。
还有其它问题。也许是媒体的一厢情愿，人们相信广场上的屠杀，是天真无邪，自我牺牲与救赎精神所喻示的必然结局。学生自己的话也许已经说明了这一点。5月13日，广场上的绝食学生表示，“尽管我们的肩膀还很柔嫩，尽管死亡对于我们来说，还显得过于沉重，但是历史召唤我们，我们必须前往。”作家Ross Terrill，在6月29日美国广播公司（ABC）特别节目中接受Ted Koppel采访时回忆起一位学生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准备面对死亡，我们不想让你与我们同命运，再见。”大多数记者撤走了，而后填入由此产生的真空的是就是人们确信无疑的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本报告试图解释大屠杀发生的前因后果，指出当局对学生相对宽容，却对工人阶级的骚动可能把学生和市民的抗议演变成全方位的暴动深怀恐惧。报告也探讨了戒严部队在6月3日晚上到4日凌晨的表现显现出对执行屠杀并不情愿及其所揭示出的重要涵义。
有些人的确承认屠杀大多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之外。Koppel在6月29日特别节目中，指出了两种屠杀的区别，但是他把它淡化为被中国政府利用了的一个“漏洞”。可是，寻求事实真相绝不是吹毛求疵。屠杀发生的地点，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政府冷酷的政治逻辑和对杀戮目标的选择，也揭示了中国下一轮民主斗争的概貌。中共政权在民众中仅存的一点合法性，在这场一夜之间发生的流血事件中被它挥霍掉了。由于相当一部分“群众”准备卷土重来，部队中也潜在不可靠因素，除非能学会妥协，否则罗马尼亚式的起义将会重演。
新闻报道可能只是历史的初稿，但如果错误的报道不加以更正，就会永久性地扭曲历史的走向。学生和老百姓所追求的，就是不加掩饰的真相，因为它昭示了他们的大无畏的精神，鞭挞了当局的懦弱与残酷。根据对天安门广场清场的不实报道所做的评论，已经在联合国和其他场合拱手把宣传上的胜利无谓地让给了北京的侩子手们。这种报道还会把人们的视线从继续镇压的主要目标上转移：从学生的抗议行动中发展出来的民众运动。人们是不会忘记学生的功劳的，因为他们是运动的发起者，是非暴力旗帜的捍卫者。但是，只有把注意力重新聚焦到老百姓身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一年之后，中国的统治仍以暴政、武力以及思想警察来维持。
I
在1989年的4月26日，《人们日报》发表了它那篇臭名昭著的社论，谴责北京学生抗议运动的本质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自4月15日学运开始以来,那是改革派的党领导人胡耀邦去世的日子，这是中国领导人对学运首次发表的明确声明。
但假如一个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在中国首都发生了，共产党认为谁是首犯？令人惊讶的是，并不是学生。根据这篇社论：“对于青年学生感情激动时某些不妥当的言行，党和政府采取了容忍和克制态度”，另一方面，“这些事实表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捣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根据官方的阴谋理论的发展，当局指控学生被“别有用心”的“外部因素”所“操纵”，在这里（当局）指的首先是“反动的”工人和（数量少一些的）知识分子，其次是外国的“反动势力”。6月3－4日的军事镇压印证了这条分析路线的正确性，并且这种分析也解释了直到今天都在进行的镇压。
中国的政治传统一直都给予了学生一定程度容忍和宽容度和一定范围内的行动自由，这些都是其他团体，尤其是工人阶层，所没有的。这种相对的特权在80年代改革期间得到了加强，那时为加快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对西方的经济开放，邓小平迅速转向与知识分子达成具有历史意义的妥协（毛泽东曾无情地迫害过他们）。这种官方立场，毫无疑问面临着很多问题，因为学生与知识分子的更多自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腐蚀的危险。
但与改革以来在党内出现的、压倒一切的其他危险相比，这显得无足轻重。在城市工人阶级当中，沿着波兰团结工会的路线，出现了有组织的动乱和不满。最重要的是，去年春天，正是这个朝着――中国领导称之为“波兰病”的运动在北京和其他主要城市快速蔓延的趋势，决定了当镇压最终来临时不可妥协的特点。由学生发起的这场运动，成功地占了政府的上风，但随着广泛的其他社会力量介入了天安门广场，学生很快失去了对形势的掌控，领导权也逐步被分散了。
镇压背后的其他的主要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共产党机构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了背叛，转向了学生方面。在5月中旬，公共安全部门、法律和军队（这可是无产阶级专政最主要的支柱），都开始在广场出现，公开地支持民主运动。6月14日，在一个以党的偏见眼光对事件进行的解释里，北京的宣传部断言：“极少一部分人，曾经密谋要逮捕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象攻占巴士底狱式地夺权。”
事后回顾，6.3～4大屠杀的逻辑是清楚的。《人民日报》那篇严厉的社论，并没有使学生如预期的那样缩回校园中去，而是进一步激起了他们的抗议。示威游行吸引了公众大量的公开的支持，使得当局陷入了一种迷惑的、瘫痪的境地，直到6.4之后才得以改变。在5月13日，和政府的“对话”失败简短间隔之后，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发起了大规模的绝食行动。在5月17日，当目睹2000多名理想主义的年轻学生因为酷暑和饥饿倒了下去后，超过100万的普通北京市民来到广场展示了令人感动的团结。“学生代表我们所有人说话”，他们告诉每个愿意听的外国人。“老百姓”，以前只是被动的旁观者，现在开始象一个积极的学生的支持者堡垒那样行动，24小时不停地将食物和其他的补给带到广场。
由于害怕出现各阶层之间的团结，直接导致了5月20日当局决定在北京实施戒严令，但是，民众对此的激烈反应，又一次出乎国家领导人的意料：由和平的抗议者组成的一堵堵人墙挡住了所有坦克和军队分队进入北京的主要入口。几天之后，士兵们被迫从撤回到他们在郊区的兵营中去。北京各处自发形成了不同的行动小组，包括由工人组成的“敢死队”以及其他老百姓，他们发誓宁死也不愿意让军队进入北京城。工人纠察队，与组织起来的强大的学生代表团在周围巡逻，维持秩序（在5月20日之后，已经看不到维持治安的警察和交警了）；“小飞虎队”由大批年轻人骑着摩托车分布在城市各个地方，负责对运动进行联络；老百姓，目前的立场是和平、非暴力，但是直接面对着政府与军队。类似的“动乱”，用共产党的话来讲，迅速蔓延到几十个城市。
进一步，老百姓开始表达自身的不满。十年经济改革尽管在大体上是受到欢迎的，但是它已经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收入差距扩大，物价螺旋式上升，住房奇缺,，最后，但也是同样重要的因素是，腐败泛滥，党和政府官员通过投机倒把来牟取暴利。当局可能过高地估计了这些工人和市民新团体提出的政治挑战，这些团体是自发形成的，他们可见的和宣传影响是巨大的，但他们缺乏任何明显的理论框架和计划。但是共产党是真的害怕了。
然而，就在实施戒严的计划流产的几天之后，北京工自联的成立带来了更大的威胁。原因在于，这个总部设在天安门广场西北角的几顶凌乱的帐篷中的团体提出了一个自1949年后中国一直忌讳的问题：工人有权加入独立的工会组织和代表己见。这样的一个要求恰恰击中了中共政府的核心问题，因为共产党对其合法性的主要论调就是声称：它以劳动人民的名义并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的进行统治的。虽然该团体真正活动的成员相对较少，但在5月29日三个头目被秘密逮捕之后，六月的前几天，它的正式成员的数量迅速飚升，达到了加入人数超过10000的顶峰。工自联的成员组织也在全国的主要城市迅速蔓延开来。
如果在学生组织的合法认可问题上可以协商的话，那么当权者从一开始就恐惧的这颗癌细胞就将出现了。在政府看来，如果五月末在广场上竖起的自由女神像代表了学生傲慢的挑衅、中产阶级自由主义入侵的象征，以及西方对共产主义神圣教条的颠覆，那么在距离女神像不到100码之外的北京工自联的粗糙的黑红旗帜，则代表了觉醒工人令人恐惧的力量。两者都必须被摧毁，迅速变节的党组织必须要被威慑和整顿回来。
根据4月26日社论的精神，大多数的学生和知识分子都将得到宽容。相反地，老百姓却会受到无情的惩罚，以在这一代中根除这种有组织的聚众骚乱。6月3-4日夜里冲突的场所虽有重叠，但基本上是分离的。真正杀人的地点，群众暴动和大屠杀的场所，主要在周边地区，沿西长安街一直到西部郊区。在这里，老百姓为保卫他们的中心－天安门广场，而战至死亡。这次民主运动曾坚守对话和非暴力方式的原则的承诺，但在那最后晚上，它采用了暴力也仅仅是因为绝望和愤怒。一旦军队开始了对北京的抢夺，失去一切是再清楚不过了。在风暴的中心，围绕着人民英雄纪念碑，学生们勇敢、坚定地站着，但完全被周围一圈魔力所保护。在最后一分钟，在广场这个地方，致命的军事包围面对着年轻人的道德权威，考虑到将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政府从大屠杀的边缘撤了回来。
通往天安门的血路
在最后军队开往天安门进行清场的那个夜晚，有超过1000外国记者在北京，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一直跟随着解放军的主力突击部队，从西郊杀气腾腾地穿过试图堵住所有要道的老百姓，向天安门推进。大部分关于大屠杀的影片就是在这个地区，像木樨地、复兴门和六部口拍摄的，期间几百名赤手空拳的示威者和无辜的旁观者被半自动武器乱射的子弹击倒。军队的显然没有将这些人与那些扔石块、燃烧弹或放火点燃曾用于路障的车辆的人区分开。因为这个屠杀的主场地已经被外国新闻媒体比较大量地报道过，我们现在集中谈谈发生在沿西长安街和复兴门地段较少为人知的事件经过——也就是事后被北京人称为“血路”的地方。
目前知道的第一次暴力是发生在6月3日晚上10点30分左右的公主坟,即木樨地以西约2英里的地方。当时突击部队的先遣队乘坐大约20辆装甲车撞开放在圆形交汇路口被当作路障的公共汽车。据一名居住在北京的西德学生目击者讲述，许多人被装甲车碾压致死，而且士兵不分青红少白地向人群扫射。一位在现场的芬兰记者报道，当大约有50辆的卡车车队从被装甲车撞开的口子穿过的过程中，她看到2名持AK－47冲锋枪的士兵突然从第10卡辆上掉下，他们马上被愤怒的人群“撕成碎片”，她说，“那是个恐怖的夜晚。” 整个晚上的冲突模式，已被这样的设定：军队肆意血腥的屠杀在先，紧接着是一小部分由被激怒的、越来越暴力的市民发起的对士兵的报复性杀戮。
为何军队表现得如此凶残？在公主坟，军队就警觉到他们会受到破坏性的顽强阻挡，被暴力推进和夺回天安门控制权的明显意图（比5月20日那次温和的尝试）所驱使。当士兵看到武力威胁显然不能使群众屈服时，他们开始担心起自己的生命安全，所以向木樨地慢慢推进的过程中，他们的暴力逐渐升级。从这时起，这些士兵感到他们面对的是出没于中越边境山地中武元甲将军麾下的身经百战的军队，而不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当晚当地居民和访问了北京西部医院的西方记者，形容他们似乎来到了屠宰场。
还有一些偶然因素，也许也能部分地解释军队杀戮的发作。部队原打算在木樨地与600名当地武警会合。（他们可能预料到的强力阻挡，因为前一天晚上有三个人被武警的吉普车压死并引起愤怒的抗议）但这支熟悉此区域、并肩负为军队带路进入天安门的任务的武警部队，在行进到距离木樨地东北约一英里半的月坛公园附近的大街小巷中时，被市民合围、封锁，并被打散，最终未能成功地与军队会合。这件事意外地剥夺了他们的准军事部队的护送。
出于政治原因，军队有理由不希望被迫使用武力进行镇压。早在5月24日或25日，精英部队第38军司令徐勤先将军，因未能执行戒严令已被逮捕（他后来被军法审判）。这无疑使其它部队急于证明自己平定“反革命叛乱”的热情。在西方，第27军仍然被广泛认为是大屠杀的元凶。但据军方消息来源，当27军副军长，他在去年9月北京一个高层“宣传理论”的会议出现时被非议时，他沮丧至愤怒地摔了帽子，并叫道，“我们27军背了黑锅！是，我们开枪了，但我保证我们没有杀一个老百姓。”
中国64期间，很可能不像普遍理解的那样，而是更接近于罗马尼亚式的军事起义。据南华早报12月28日的报道，解放军军委政治处杨白冰在本月早些时候的一个秘密讲话中透露：“21名师级以上，36名团或营级以上，和54名士官级军人，在六月粉碎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严重违反军律。此外，1400名士兵丢弃武器，做了逃兵。”
在大屠杀之后几天里，中国当局官方电视的画面上重复播放的一段令人震惊画面，是数十辆装甲车在木樨地以西的军事博物馆附近被一群“暴徒”放火焚烧。评论说，装甲车内许多人宁愿被活活烧死，也没有向自己的同胞开枪，它也清楚地暗示，类似的情景也发生在6月3日的傍晚。这组镜头是政府编织“弥天大谎”的基础：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并迫使政府作出武力平叛。
真实情况是非常不同的。大约6月4日，周日上午9时，一些外籍目击者，在检视前一天晚上造成的破坏时，震惊地看到了一列约36辆装甲运兵车从西面突然出现，并在木樨地路口停下。第一辆装甲车撞到了一个路障的残留物；紧跟在它后面的第二辆车追尾，迫使整个车队停下。一大群人从邻近的小巷涌现并将装甲车队围住。第一拨露头的士兵被殴打，至少有一名被打死。只有学生纠察队与双方谈判，为军队争取到了一个安全撤离通道，阻止了一场激战，或新一轮的杀戮。数百名士兵离开了，留下了一堆硬家伙。不到半小时，所有的装甲车被点火焚烧，升起的黑色浓烟数英里外清晰可见。
这一事件发生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主楼外可能并非巧合，因为从其屋顶上现场所发生的一切被纪录了下来。但更关键的解释是，军人已经逃离了现场。一位在场的知名西德汉学家描述看到士兵被护送离开了他们的车辆。其中的一辆装甲车，他说：“打开了顶盖，并出现了一只手，挥舞着一块白布。士兵然后现身，并将他们的自动步枪交给接收他们的年轻人。双方拥抱了。”
我在6月3日晚，亲眼目睹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在建国门立交桥处的有点类似场景。当时有几十辆军车，在试图横穿长安街时受到大批民众制止停下来。一些外国目击者看到士兵公开与平民称兄道弟，甚至摆姿势接受照像。午夜刚过，我看到一队士兵爬下他们的卡车，眼中含着泪水。几分钟后一辆装甲车从东面全速驶过立交桥，撞入军车队列，将其中一辆军车挑起离开地面几英尺，并将一个年轻人撞得脑浆泼洒在地上。显然，士兵在立交桥上与老百姓的互动已被上级官员视为变节行为。
II
天安门广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场所。它的面积超过100英亩，单个的目击者不可能完整看到6月3 ~ 4日之夜所发生的复杂混乱事件的全部。因此，我的报道是由其他人的证言所补充的，他们在关键时刻看到发生了什么。
我在凌晨1：15到达广场。大批人群沿着长安街向东逃逸。连续的枪声从广场的西北方传出，一辆残缺的装甲车燃烧着躺在东北角，车是被燃烧弹击中的。它的履带上堆满了钢筋和路障。一个CNN摄影小组和许多英国记者在现场。根据BBC的John Simpson的描述，三名装甲车士兵被打死，第四个士兵由学生警戒被护送到安全地点。在我到达之前，伦敦观察家报的Jonathan Musky被武装警察用警棍殴打，他说，他看见有几个人在天安门城门毛的巨幅画像附近被击中死亡。
向广场的西北角看去，我惊恐地看到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帐篷火光冲天，我跑过去看是否有我联合会的朋友死亡或受伤。在20码以外，一群约200名全副武装的军人气势汹汹地面向帐篷站着。这是解放军主力挺进部队的先头部分，这支部队在沿着西长安街清场之后，于凌晨2点左右抵达广场。此时人群已经从此地区撤离，只能看见一个年轻男人的影子，在燃烧着的帐篷周围徘徊并收集了几堆文件，他恳求我把文件带给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学生们。我按他的要求做了。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已经撤退到纪念碑的三层台阶上了：约有三千到五千人，紧紧地抱在一起。他们的临时帐篷营地，遍布在几百平方码的区域，一直到纪念碑的北面，事实上已经空了。学生们看起来很平静，近乎一种听天由命的神情。没有恐慌，虽然在广场边缘和远处能听到断续的枪声。突然政府的喇叭响了起来，不停地重复：每个人都必须立即离开广场，一场“严重的反革命爆乱”已经爆发，戒严部队被授命使用任何必要手段清理天安门广场。
这时，美国自由记者Richard Nations正在远处广场的西南角躲避着枪火，那里发生了部队与市民之间的一场主要冲突，从凌晨12：30左右开始一直持续着。他当时的记录很潦草：“大约凌晨1：00西南角，在肯德基店前面的前门西大街，几辆燃烧着的公共汽车路障堵住了十字路口。在石头和玻璃的砸击下，防暴警察被驱赶到街道上。警戒的学生或组织者看来在干预这件事，试图疏散约二十几个非武装的带盾牌和警棍的警察/士兵，他们是在燃烧的公共汽车附近被抓住的。一辆坦克开来，推开了一处路障，一车士兵下车。曳光子弹和持续的群射枪声”。在这声冲突中，几个人被部队打死。
此冲突的另一个目击者是著名的记者Lao Gui，他当时在南面。在约1：30他写道：“从朱市口[在广场南面，距离广场约半英里]传来连续的枪声。四周都是红色的火光。在毛纪念堂边的柏树林里我遇到一个西方记者，他告诉我，“我亲眼看到三个人被杀死，他们的胃都爆开了，躺在珠市口。”其它报道也认为，在部队通过南部地区推进时，至少几十人被部队打死。接近2：00时，一股约100人的部队试图从西南角进入广场。“突然，密集的枪声和子弹飞过，”，NBC摄影师Tony Wasserman说，他当时在场。“在行进路线上的某处，有人胃部中弹，有人踝部中弹。在这之前，人群又从西南角抓住一些士兵，把他们打得半死。”过一小会儿后，根据CBS摄影师Derek William，“伞兵来了…他们才是真正的打手。”
同时，在广场的北部，主要挺进部队已经开始从西面抵达。我看到他们来自民主女神像西边的一个位置。第一队运兵卡车迟疑着进入广场，以步行的速度。步兵护卫着卡车，起初只有很单薄的一队，但很快就增加成很密集的队列，有几千人，都戴着钢盔，拿着攻击性的自动步枪。他们用了约一个小时沿着广场的北边布置完毕。后面应该有更多的士兵和车辆，我看不见，西长安街都布满了。
在这支主要部队抵达之后，只有零星的人——显然不是学生，而是普通居民和工人——逗留在广场北部，在长安街与纪念碑之间。民主女神的雕像此时看起来无比戏剧化，透过那辆报废装甲车翻腾的火光和烟雾，面向毛的画像和它下面的部队。在2：15左右，从天安门城门附近传来令人恐惧的AK-47射击的爆炸声，持续了几分钟。我摔倒了。人群中的多数人向南逃逸，朝着纪念碑方向，但我没看见一个受伤的人。
或差不多同一时刻，只有数百码外，几百名士兵穿过天安门城楼，封锁了广场的东北入口，截断了通向历史博物馆北部的东长安街。一名叫柯封（音）的学生，也是民主自由女神塑像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藏在附近的一个小公园。在开始的大约5分钟内，他看到在地下人行通道附近约20人被“流弹”击中。包括“五人倒下后未能再站起来。” 大约500名士兵从历史博物馆的背后出现，不过这些士兵似乎并没有携带枪支。而当另外200到300士兵从天安门方向走来时，人群开始高喊：“法西斯！”和“大罢工！”，其他人则唱起了“国际歌”。仍躲藏在附近的柯封说到这些士兵“仿佛在玩游戏似在高兴地雀跃… 一名军官通过扩音器反复呼喊约15分钟，‘立即离开，否则格杀勿论！’”
突然，有人开着一辆铰接式双车厢公共汽车，出人意料地，自杀似地全速驶向士兵们。Kenneth Qiang，一位香港学生联合会理事会成员描述道，“该司机被士兵拖出公共汽车，用枪托击打至地上。目击的人群被激怒了，他们跑到距部队约五十米处，向士兵投掷玻璃瓶。我听到两声枪响。司机倒在地上死了。”
2点半左右，整个广场已安静下来，只能听到远处传来的枪声。在平静的间歇中，我回到了工自联帐篷所在地，这时只剩下余烟缭缭的残迹。一个年轻人将一小捆学生印的传单塞到我手中。在民主女神的东南方，有北京协和医院的急救帐篷。在庞大的广场的这边，几乎只剩下这个帐篷，屹立在废墟之中，成为悲凉而英勇的见证。这里有大约二十位志愿服务的医生及医学院学生。纠察队的学生围坐一周，形成一个“保护”圈。我在这里呆了大约一刻钟，就看到四，五个用临时担架送来的重伤员。一个男孩，很可能是个学生，头侧重弹，濒临死亡。一位医生说，在前一个小时之内，就有五人死于他的手中。
到了3点钟，在广场上我已见不到任何外国人，外国电视记者也都撤离。英国广播公司（BBC）的Simpson后来在《格兰塔》（Granta）撰文写道， “我现在对当时的决定深感内疚，这是错误的决定：我们应该留在广场，即使其他摄像组已经离开，即使我们会因此的丧命。”因为我们会在后文看到辛普森的决定，影响到了他对后继事件的报道。
我决定在历史博物馆前的高台上找到更好的视点，觉得这样既可以让我看到全场，也能避开战火。但是当我绕过博物馆边的树丛，正要爬上博物馆前宽大的台阶时，我停住了。数千名士兵，头顶钢盔，身背步枪，手持棍棒，静静地坐在台阶上。广场对面的人民大会堂，也是一样。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对面会有更多的士兵。“他们把广场全部包围了，是要把我们都杀了吧。”一想到此，我马上躲回树丛。
广场上亮起阴森的白光。平静只被远处的枪声和政府扬声器诡异的回声打破。大约在这时，美国自由撰稿人 Richard Nations 就在距纪念碑数百米远的地方。他在笔记中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形：“纪念碑好像已被步兵包围，主力是从广场北面开来。学生仍在坚守，等待着最后的时刻，—攻击看来是不可避免了。”他接着写道，“与坐在灌木篱笆前的罗宾（Robin）会面。”
后来我发现，在3:00的时候，实际上还有大约10个外国记者驻留在广场，我找到了最足智多谋的Richuard同行，一起开始探查广场南部。这里凌乱的停放着燃烧的公交车和小轿车，但没有任何军队。（只有在早晨6点之后才有可能允许从这里进入广场）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在距离香港亚洲电视台(ATV)人员藏身之处很近的地方经过了，而他们继续在广场西南角的公共厕所的房顶上坚守到了4:30,直到认为情况太危险了才不得不离开了。
黎明前的黑暗
凌晨4点整，天安门广场上，所有的灯突然熄灭。在纪念碑东南角，我们在焦虑中等待，但攻击并未开始。学生们仍然坐在纪念碑前，一如既往。没有人想要离开。两车增援学生无声无息地如在梦中从广场东南方驶来，在离我们几米处停下。学生的扩音喇叭重新响起，像念火车时刻表，一个不动声色的声音宣布，“为鼓舞斗志，现在播放《国际歌》。”我很想知道在黑暗中的士兵会作何感想。而学生们是不是在其它一切力量都无望的情况下，指望这黑暗来拯救自己呢？
但是部队还是没有进攻。有人在纪念碑西边点燃了废弃的帐篷和堆砌的垃圾，也许这样一来袭击就不能在黑暗中进行。有学生领袖严厉地说：“遵守纪律，保持肃静。我们不能给他们任何借口。”
大约在4点15分，突然，人民大会堂前一整排的灯亮起来，像圣诞幻灯一样，柔软地照亮了广场的西侧。这时，故宫外墙上的照明灯也点亮了。随后，从人民大会堂最南门，士兵手持着枪像流水般涌出，很多人的枪上插着刺刀。就在附近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记者Derek Williams说，“他们拐过来，和另一大群从路西边的戒严主力部队汇合，组成了L形，这支部队毛主席纪念堂前穿过广场。” 这时历史博物馆台阶上的部队向纪念碑方向开枪，我们可以看见纪念碑碑身上飞出的火花，比头顶还高。
此刻4点半刚过，广场上人已散尽，只剩下废弃的帐篷营地，一片狼籍。仍有3000左右的学生集聚在纪念碑的台阶及三层平台上。学生的扩音喇叭再次响起，一个学生拿起话筒，自称是北京学自治联合会领导人：“同学们！我们绝不离开广场。我们要为实现中国的民主付出最大的代价，献出我们的鲜血。” 我的心一沉。过了几分钟，又一个人讲话，这次是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一个领导人：“我们都必须立刻离开这里，可怕的大屠杀马上要开始了。我们已被部队包围，现在的情形异常危险。在这里等死是幼稚的幻想。” 接下来是一段沉默，然后侯德健开始讲话（侯德健，一位台湾出生的流行歌手，是6月2日开始在纪念碑绝食的四人之一）：“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现在我们必须离开这里。我们已经失掉太多鲜血，我们不能失去更多了……我们四位绝食者留在纪念碑，等所有人安全撤离后，我们也撤离开。”
此刻4点半刚过，广场上人已散尽，只剩下废弃的帐篷营地，一片狼籍。仍有3000左右的学生集聚在纪念碑的台阶及三层平台上。学生的扩音喇叭再次响起，一个学生拿起话筒，自称是北京学自治联合会领导人：“同学们！我们绝不离开广场。我们要为实现中国的民主付出最大的代价，献出我们的鲜血。” 我的心一沉。过了几分钟，又一个人讲话，这次是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一个领导人：“我们都必须立刻离开这里，可怕的大屠杀马上要开始了。我们已被部队包围，现在的情形异常危险。在这里等死是幼稚的幻想。” 接下来是一段沉默，然后侯德健开始讲话（侯德健，一位台湾出生的流行歌手，是6月2日开始在纪念碑绝食的四人之一）：“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现在我们必须离开这里。我们已经失掉太多鲜血，我们不能失去更多了……我们四位绝食者留在纪念碑，等所有人安全撤离后，我们也撤离。”
侯德健讲话的时候， Richard 跟我决定最后一次走上纪念碑。我们小心翼翼地上台阶，走到纪念碑最上边的绝食帐篷，穿过挤坐在一起的一排排学生时，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存在（很多学生在写遗嘱和与家人的告别信）。没有狂热，只有勇敢的决心。我们从纪念碑东面台阶下来，喇叭已经沉寂。从广场北面却传来轰隆隆的声音，坦克的引擎发动了。
时间一分分过去，一片死寂。最后，一个动议化解了这紧张气氛：有人拿起话筒，提出用声音表决。没人清楚是”坚守“的声音大些，还是“撤离”的声音大些，但无论如何，最后宣布民主决议的结果是同意撤离广场。
对6月3日夜、6月4日凌晨的北京的报道中一个最大争议就是接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记者 Richard Roth 赶出了事发前最后一次报道，紧接着他被士兵抓进了人民大会堂： “士兵们发现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摄影师 Derek Williams 以及我本人，他们正将我们拖走。稍后，开始了，自动武器猛烈地射击，肆虐了一分半钟的枪声，像恶梦一样长久。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了。”这个录影带被没收。Roth 生动的现场报道，在6月4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中播出时，所配的画面是两个小时之前录下的镜头，给人留下的清晰印象是，部队向撤离纪念碑的学生开了火。
但是没有发生屠杀。西班牙国营频道（Television Espanola）的两位摄像记者Fermin Rodriguez和Jose Luis Marquez，拍摄了唯一公布的整个撤离过程的画面。与Roth一样，他们在部队冲向纪念碑时，也听到了半自动步枪的枪声，但他们说开枪的目标是打掉学生手里的喇叭。Richard Nations采访他们时，两人都表示，他们是与最后一批学生一起离开纪念碑的，没有看到有人死亡。 Rodriguez 说，“纪念碑绝对没打死人，所有人都撤离了，没有人死。”
Nations和我从距纪念碑东南二十多码的位置所看到的一切，令人难忘。那十分痛苦的一分钟，同学们可能会拒绝服从撤离的决定。然后，他们慢慢地站起身来，走下纪念碑。当第一批学生从我们身边经过，要往广场东南角的出口走的时候，我们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很多学生排起十人纵队，跟着各自的校旗走，脸上滚着泪。看上去每个人身上都在颤抖，很多人身上在打哆嗦，脚步也在晃。但是看得出，个个都很自豪，不是吃了败仗的模样。有一队学生喊，“打倒共产党！”这是我在中国第一次听人公开喊这个口号。Richard，永远是那么敬业，又做了记录。他的笔记中写道，“学生领袖们终于完成了人类政治事业中最难的一个步：有秩序的撤退。”
记者们
但是根据一份广泛印刷传播的“目击者”的文章声称，此文由一名清华大学学生所写，最先在香港报纸上登载，4：00刚过，在十几挺机枪的近距离扫射下，我们几乎全部被杀。有的幸存者在广场上被坦克追赶、碾压，有的被棍棒打死。此文被很多媒体收录，包括纽约时报（尽管记者Nicholas Kristof很快对之提出了质疑）、华盛顿邮报和旧金山观察报。这些耸人听闻的情节，不过是杜撰出来的。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这只是几个类似文章中的一个，多数声称大屠杀发生在5：00之前不久。吾尔开希，主要学生领袖之一，说他看见“约200名学生”在黎明前的袭击中被枪打倒。但他没有在那儿：他已经在几小时之前就被转移到一个安全的有篷货车里。那么，这些虚构的情节是怎么被大家普遍接受的呢？
根据我的计算，当时在纪念碑附近有十名西方记者，此外还有许多外交人员和香港人。至少两个记者——亚洲华尔街日报的Claudia Rosett和美联社的John Pomfret——写下了准确的撤退情况报道，但这些都是孤立的段落，被湮没在有关该城市的大量报道之中。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Roth 和 Williams被羁押在人民大会堂内，直到5：30才脱身，仅有的关于撤退的外国胶片是被西班牙电视台人员拿走的那个，他们坚持说他们没有看见杀戮。在一个很有意思的脚注中，他们的记者Juan Restrepo（他一整夜都与他的同事分离）说，当夜事件的胶片被马德里的西班牙电视台的编辑篡改了，制造了在广场撤退过程中发生了屠杀的假象。
撤离广场的电视记者报道中，最生动有力的是John Simpson的报道，他的BBC新闻团队由于北京事件的报道而获得了许多奖项。Simpson，正如我们看到的，对于撤离感到懊悔。但是他为《格兰特》（Granta）写的报道中披露了当时的心境，由于感受到即将到来的灾难，新闻媒体放弃了广场。这种感受使记者更倾向于相信确实发生了最坏的事情：“当屠杀发生时，有人应该留在那儿，拍摄下所发生的一切，当学生们被坦克包围时，当部队推进、开枪时，展示学生的勇敢。”在6月4日黎明来临时，从一英里远的北京饭店房顶上一个安全但视角不佳的观察点（从那里看人民英雄纪念碑完全被挡住），Simpson写道，“当坦克碾过帐篷时，我们拍摄下了坦克……在前进方向上，似乎死了几十人，据目击者说在坦克的轰鸣声中，人们能听到帐篷内的人的哭喊。我们拍摄到凌晨四点广场上灯光熄灭。四十五分钟后，灯光又打开，部队和坦克向着纪念碑方向前进，最先向空中开枪，随后，又一次地，直接向学生开枪，纪念碑的台阶和上面装饰的英雄浮雕像被子弹打得火花飞溅。”
当Simpson的小组拍摄时，日本的摄影记者Imaeda Koichi正在广场的北部。Koichi报告说在那里没看见屠杀，尽管他还写道，“我确实看到在帐篷中有一些学生，不太多，只在三个帐篷中有学生”。西班牙电视台的Restrepo早些时间查看了民主女神附近所有的帐篷，并且说“我可以向你保证，在凌晨3点左右，在帐篷内顶多有5人。”
Richard Nations和我也看见部队在5：00左右从北面纪念碑附件的一个位置推进，在那里撤退还在继续，我们看到女神像不见了。我们返回到北面查看，穿过废弃的营地走了几百码。一长队坦克和装甲车向着纪念碑隆隆挺进，碾碎了路上的一切——帐篷、栏杆、物品箱、自行车。有可能在帐篷中仍有若干学生。中国政府声称士兵检查了帐篷，看有无病或疲惫的学生，但我们清楚地看到推进的步兵跟在坦克的后面。
再说回纪念碑，五分钟后，我们看见最上层已经挤满了士兵，枪口向上。在我们离开的那段时间，记者Lao Gui看到了发生的事情：“一小队穿着迷彩服的士兵冲向纪念碑，占领了纪念碑的顶部，向空中开枪……很快，广播站就不再有声音了。士兵们把喇叭射断了。”当突击队占领顶端时，西班牙记者小组还在那里，他们没有看见屠杀。Claudia Rosett 和Imaeda Koichi都认同此观点，虽然Kenneth Qiang后来告诉我，在第二层的一名学生被射中了腿。（一份广为流传的香港杂志，柴玲自白书，引用Qiang的话说，他看见“前排的20到30名学生被枪扫射倒下”；这句话，他说，这是那本杂志编造的。）在5：30左右，学生们已经离开了广场。与推进的装甲车相同的速度撤退，他们的撤退取得了精神上的胜利。
一个近来令人关注的目击者于硕（他是人民大学前教授，现在被驱逐出境住在巴黎），他的文章驱散了长久以来关于在纪念碑顶部仍有少部分学生的怀疑。“当我向（部队）军官走去时，她说，“我突然意识到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纪念碑的人。当我走下斜台时，我看见在浮雕上有一行字：‘在1989年6月4日，中国人民为了民主而抛洒鲜血和生命。’当我转身时，我看见一个士兵正要用刺刀刺一张床。我看见床上伸出两只脚……我向前冲去，并拉那双脚。一个男孩从床上掉下；他还没完全醒过来。他是离开广场的最后一名学生。”
在最后的一个小时，离开广场的仅有的另外两队人到底发生了什么，可能成为永远的谜。一队是北京协合医学院的医疗队；他们是一位南美外交官在5：20离开广场时看到的最后一批人。第二队是在人民大会堂外面的一小群老百姓。当记者们在5：30打算离开时，Richard Roth 和 Derek William很惊异地看到这些人仍然守在那里。
两名美国人被带上吉普车，直接穿过广场到了东北角的儿童文化宫，他们在那里被留置了18个小时。“我们在广场上没有看到尸体。” Williams回忆到。这一小段路程的报道非常关键：似乎难以想像，如果象广泛的传闻所言那样，他们在忙于偷偷地处理尸体的话，部队会带外国记者穿过广场。
迄今为止，真相大白：撤退是彻底的。在广场的南端，Nations和我看到了最后的一场小冲突，发生在抛掷石头的人与士兵之间，士兵在逃离人群之前开了枪。我们最终决定，这是到了迅速离开的时候了。据我们所知，我们是离开天安门广场的最后一批外国人，那时是6：15。
尾声
被民主运动占领了50天之后，广场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但是，屠杀并未停止。当受伤的学生队伍缓缓向西北撤退，四辆坦克从长安街轰然驰来，在距离广场半英里的六部口路口，将其中十一名学生碾压致死。接着，紧邻北京饭店的西面，军队开始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持续开枪，死伤数十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在军队仔细搜查北京胡同中“躲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时，数目不详的老百姓被草率地处决了。
总结上文，我们应该为回答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屠杀究竟发生在哪里为什么很重要？——求助去年中国民运中的两个活跃分子，他们都见证了广场最后的清场。著名的小说家、杂文家孔捷生说道：“现在，当北京的实权派仍然对六四的屠杀毫无忏悔之意，他们受到了来自许多国家极度愤怒的指责和制裁压力，而来自中国以外的非难所依据的事实都是不确切的，这恰好给了这些邪恶的屠夫们他们所急需的‘精神之盾’。这使来自外界的长篇的驳斥显得好像不过是花言巧语，不过是‘胡说八道’，是‘徒劳无益’的。”——这正是江泽民总书记在5月18日美国广播公司(ABC) 20/20节目中回答Barbara Walters关于“天安门大屠杀”这一问题时的说辞。
但是文章还是应该用Lao Gui的话结尾：“出于对屠杀者的仇恨，人们有时会难免夸大其罪恶的程度。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又恰使屠夫们利用这个机会来‘澄清事实’，用一个真相去掩盖十个谎言。他们利用天安门广场清场时没有人死亡这一事实去掩盖在这之前确实有人死亡和受伤的真相。同样，他们用天安门广场没有流血的事实来掩盖木樨地、南池子、六部口等地流血的真相。我们为什么要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呢？”
感谢以下参与的推友：
翻译者：@Buxoro、@muziyan、@loujerry、@runningnini、@june197433、@lzuDarrell
校对者：@miaomeowmiaomeo @instango
原文链接：http://krogers-dev.thenation.com/doc/19900611/mun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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