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为何衰落？

香港的未来真是一片渺茫。要说香港为什么会衰落，就要先说香港当初为什么会崛起。
       
       　　总结成功经验这种事情，向来是一百个人有一百零一个解释。不过我认为真正靠谱的就一个原因：香港是内地和西方经贸交流的中转站。这个条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达到最优，使得香港一跃成为国际级的大都市，只不过这样的好机会，之前之后都很难再找了。
       
       　　首先，让时光倒推回1840年。从英国最初割占香港，到朝鲜战争爆发，中间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这段时间里的香港固然也有不错的经济发展，但远没有日后那么抢眼。这是因为，当时的香港并没有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占据什么不可替代的地位。当年的中国对西方市场几乎完全开放，外国人员、资金、货物，都可以畅行无阻的直接进入中国内地，那么自然没有必要绕行英国控制的香港，多费一重周折。香港在当时的地位更侧重于军港，而非商贸中心。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年轻的新中国同西方世界的经济联系几乎完全被切断。不过，中国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特别不便，因为中国倒向了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人可以为中国提供经济建设亟需的资金和技术。既然中国并不十分期待来自西方的经济资源，那么作为西方窗口的香港也就只有打酱油的份了。
       
       　　转机起于中苏分裂。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从苏联获取资金和技术的渠道越来越狭小。而中国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对外部资源的需求则一直有增无减。这种情况下，中国自然而然的转向西方，寻求资源的替代来源。这种转向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七十年代著名的“四三方案”，从西方引进全套工业生产设备，满足经济建设需求。这是自156个苏联援助项目之后，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国外的工业技术和设备。以四三方案为代表，中国和西方经济体系开始重建联系。这种联系由小到大，最终演变成全国性的对外开放。
       
       　　顺便说一句，当年直接主持四三方案的中央负责人，就是后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老人家。
       
       　　然而，尽管中国大陆已经定下了对西方开放的基本政策方向，但在实际操作中，开放面临重重问题。中国的办事规则和西方的贸易规则互不熟悉，缺少熟悉两边状况的中间人，还有中国在政策上、法律上对直接来自西方的人员、物资、资金也有种种限制。种种麻烦导致中国对西方经济资源的需求始终难以得到充分满足。而这正好构成了香港崛起的条件。香港人熟悉大陆，即使在中国和西方关系最为冷淡的五六十年代，中国内地和香港间也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人员、贸易往来。香港人也熟悉西方，毕竟是在英国统治下渡过了一个多世纪，他们对西方的法律、贸易规则等等都很熟悉。这个有利条件让香港迅速获得了中国内地同西方间经贸往来的中转站地位。
       
       　　除此以外，香港同时也还充当了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联系桥梁。从八十年代两岸关系缓和算起，直到两岸建立“大三通”之前，大陆与台湾间的人员物资往来，绝大多数都会选择从香港转道。
       
       　　数量巨大的转口贸易让香港一举成为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随之建立起来的还有金融中心，这一点同样得益与中国市场：来自西方世界的资金要流入中国大陆，同样需要一个便捷的交易中心。相比之下，台北、新加坡、甚至于吉隆坡，也都想争夺亚洲金融中心的位置而不得，本质上讲就是它们背后缺乏一个足够吸纳大量资金的市场。在这个问题上，真正可以和香港一较长短的对手是东京，其背后自然是整个日本市场。
       
       　　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尤其是香港回归以后，这种有利地位却开始日渐褪色了。很多香港人将此归结为特区政府无能。这个理由不成立。我们后面还会提到，特区政府并不比港英政府更无能。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内地和西方世界、以及台湾地区的联系日渐紧密，直接的经贸往来越来越容易，那么为什么还要走香港绕道呢？香港作为贸易中转站的地位从根本上讲，来源于东西方直接交流的不畅。这是一个暂时现象而非永久问题，所以自然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只不过这个暂时现象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所以经常被这一代人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于更早的历史，人总是健忘的。
       
       　　当然，我们不是说香港只能在转口贸易中心这一棵树上吊死。只要寻找到新的金刚钻，当然不担心没有新的瓷器活儿。用公司的转型来打比方：同样是做摄影胶卷的公司，面临数码照相技术的绞杀，富士公司和柯达公司就是一好一坏两个转型。富士依托化学制剂方面的基础，转型做化妆品保健品，如今又是行业内的一个巨头了。而柯达选择向印刷出版业转向，偏偏这也是个被电子信息产业挤兑的夕阳产业，于是柯达转型走的举步为艰，最终在世界经济危机中被一网打尽。香港的问题就是，如何做富士，而非柯达？
       
       　　转型成功的关键，是要寻找可以做大的朝阳产业，而且要是本地有条件发展的产业。那么香港的朝阳产业该是怎样的产业？
       
       　　首先说，所有低端产业都没戏。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李嘉诚发家了，却堵死了下一个李嘉诚的路子。 
               李老板是当年是做塑料插花生意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各国产业升级路上的第一台阶。但是发家以后的李大富翁搞起了房地产，操纵香港的土地价格一路飞升。居高不下的地价对工农业发展是致命的，没有几个企业的利润率能够应付如此高涨的用地成本。所以，除了少数小而精的高科技工业，大部分工农业企业都早早关门大吉了。当然，工农业萎缩的另一个原因是自然的产业升级规律：香港有钱了，平均工资高了，需要维持低薪才能盈利的低端产业就自然完蛋了。简而言之，产业升级是单行线，没有回头路可走。这两个原因限定了香港未来的出路，只能在第三产业里找，并且只能是对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不敏感的行业。
       
       　　第二个因素是，必须是不易搬家的行业。今天的大陆显而易见是个比香港更辽阔更活跃的市场，如果一个产业能够轻易搬家，那么直接举家迁往大陆就是了，何必留在香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香港当年红极一时的影视娱乐业。今天的大明星们名义上是香港人，实际上一年大半时间在大陆拍戏、走穴。香港发展成什么样与他们何干？真正香港本地制作的“土产”电影如今早就没了九十年代在大陆市场一统江湖的气势，就是因为人脉资金都早已流向大陆，乐不思蜀了。
       
       　　第三个因素是，目标产业必须能够吸纳相当可观的劳动力数量。毕竟，香港是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城市。一项只能让少数人暴富的产业是当不了支柱产业的。少数超级富翁和大批贫民构成的社会连稳定都谈不上，何谈发展？没错，委员说的还是房地产业。李大富翁在房地产业里赚得盆满钵盈，而普通香港市民住的还是鸟笼，连内地许多大城市的居住条件都赶不上。这样的产业继续畸形繁荣，对香港实在不是什么好事。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已经看出问题了。上述的几个考量因素之间是有矛盾的。比如，一个产业如果在香港吸纳大量的劳动力，那它就必然背负上沉重的人力成本，导致竞争力下降。
       
       　　还是前面那句话，两难的选择，不是要证明香港的产业转型不可能成功，而是要说，产业转型，无论在哪里都是要经过痛苦的调整、牺牲，承担相当的风险，在不同的因素间走钢丝的。坐在家里就能日进斗金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未来的道路是需要魄力，需要牺牲，才有回报的。当然，以香港之前的有利条件，只要愿意下真功夫，能找的出路自然还是很多的。比如，旅游业就是一个可选择的目标产业。香港毕竟是一个比出境游要廉价方便的旅游目的地，旅游业也是少有的符合上述几个条件的产业之一。
       
       　　而香港人真正的问题在于，大多数人对于发展模式的转变还没有意识，没有这个心理准备。从很多角度来看，不少香港人的心态甚至可以称得上“不知死活”。
       
       　　从前两年开始，我们越来越多的见到香港市民同内地游客之间发生冲突的新闻。随便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就能看到诸如以下的消息，如：《香港人将内地赴港游客称为“蝗虫”》、《香港导游辱骂内地游客》。
       
       　　很有意思。旅游业是香港这几年少有的景气行业，可以说代表了香港产业转型的希望。可是屡屡爆出的负面新闻让人觉得，香港不过是一个和内地许多劣质旅游开发区类似的地方。如此任性对待本地的旅游行业信誉，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再就是最近的奶粉问题。新闻很多了，这里不再附送相关链接。内地人到香港大批量采购奶粉，许多商店货架为之一空。香港市民、香港舆论的反响不是“商机难得，扩大进货”，而是“内地人抢了我们的奶粉”。作为一个以转口贸易起家，以自由贸易为荣的商业城 市，竟然闹到要动用行政和法律手段阻止客户购物……这让人想起了鸦片战争前的清朝：获悉外国商人大批采购瓷器丝绸、市面上货源紧张的消息，清政府的反应不是扩大生产，而是禁止商品出口。当年的清朝没有受过资本主义洗礼，尚属情有可原。可今天的香港呢？
       
       　　上述事实足以说明，大多数香港人不知道香港发达的原因。他们表面上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杰出代表，骨子里还是盯着眼前一亩三分地的小农心态。他们口里以贸易中心为荣，实际上却不知道（或者不关心）这贸易服务于哪个市场哪个客户。
       
       
             他们不理解香港的崛起是依托大陆市场的结果。所以，他们是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发展起来的。今天的他们又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停滞不前。那么当然可以预测，他们也将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衰落下去。
       　　当然，许多香港人不会承认这一点，他们更喜欢将今天的停滞归罪于特区政府。声称香港之所以搞成今天的样子，就是因为特区政府比港英政府的水平差。
       
       　　这是很荒唐的。特区政府事实上和港英政府并无区别，都是“代理人政府”。
       
       　　回归前的港英政府是个确凿无疑的殖民地政府，没有决策权，只有执行权。做决策是英国政府的事情，港英政府只考虑如何执行英国政府的决策。在香港回归的时候，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持香港社会的稳定，中国政府承诺，香港现有政治制度五十年不变。这意味着，香港特区政府和港英政府一样，仍然延续一个殖民地的代理人政府。
       
       
            基于各方面因素考虑，中国政府从未大幅调整香港特区政府的架构和工作模式，赋予其决策的能力。
       
       　　那么谁来替香港做决策呢？是中国政府么？并非！我们只要回想另一句承诺就明白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国政府除了在少数基本问题上保持发言权，以此体现主权之外，在大多数具体的政策问题上并不愿插手香港内部事务。
       
       　　所以这就是香港特区政府的问题，它仍然是一个殖民地的代理人政府，上面却没有了宗主国。它无条件保留了英国人留下的施政纲领，却没有能力根据经济形势变动予以调整，就像一辆卸掉了方向盘的汽车。所以自然是磕磕碰碰，越走越艰难。
       
       　　要理解香港特区政府的这一缺陷，我们可以考察一下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美国政府的反应，对比98年香港金融危机时香港政府的反应。
       
       
           2008年华尔街搞出危机的时候，美国政府毫不犹豫抛弃了之前一直高调宣传的“政府不干预市场”的口号。为了避免通货紧缩风险和全面的经济崩溃，美国政府立刻插手干预市场。反正干预市场也罢，不干预市场也罢，都是政策选择而已。对于美国政府，这不过是一张纸上写什么字的事儿。现在改几个字也没什么，毫无心理压力。      
       
       
              可是对比之下，香港政府在1998年的救市决策就艰难的多了。当时主管金融政策的正是后来的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他自己事后回忆说，他觉得政府干预市场违背了香港政府以往不干预市场经济的施政理念，他感到背弃了自己的理想——以致于在宣布救市决策的前一天晚上在家抱头痛哭。一个男人，自己决定自己要负责，你哭什么呢？
       
       
            曾荫权显露的心态就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代理人官员的心态。他从未掌握独立的自主决策权，得到权力也不会使用。因此只能把上级政府，也就是以往的英国政府布置的政策当圣旨来遵循、来信奉。如果英国政府命令改变这个政策，他什么话也不会说。可要他自己违背这个政策，那就跟要他的命一样。
       
       　　从这个角度上讲，索罗斯当年攻击香港的手段是很失策的。他太急躁了，给香港特区政府施加了太大、太直接的压力，以致于这个茫然的殖民地政府都认识到需要做点什么来自我保护。如果他能够用温水煮青蛙的手段来炮制香港，香港特区政府或许真未必有这个自卫的意识呢。
       
       　　这方面的另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港币的汇率问题。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根据英国人的决策，港币汇率盯紧美元汇率。香港回归后这个政策依然连续。实际上，不止一位香港金融官员退休后反思，认为应该适当调整汇率，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可就是没有一个金融官员能在任上做这个决策，所以今天的港币汇率依然盯紧美元，仅在小范围内允许轻微浮动。
       
       　　当然，要说特区政府的政策完全没有变动，这也不确切。实际上，香港就像一辆没有方向盘的汽车，轮子转向什么方向，完全取决于轮子压过什么样的坑。这个坑，就是香港的民意。只不过，民意如同小孩子的脸，一日三变。没有一个稳定的决策方向，盲从民意的结果就是朝三暮四，朝令夕改。
       
       　　比如十多年前的庄丰源案：这是内地产妇赴港生子，然后援引基本法规定，要求给孩子授予香港特区居民身份的滥觞。当时的全国人大就给香港法院建议，提醒他们此例不可开，否则后患无穷。可是这个建议被公之于众后却引发香港舆论强烈反弹，认为这是中国政府试图操纵香港法律。香港最高法院顺应民意，裁定产妇的要求合法。结果十多年后，香港大小医院几乎被大陆产妇挤爆，香港民众苦不堪言，香港法院只好修改司法解释，不再允许赴港产妇的新生儿获得特区居民身份。
       
       　　然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最近的奶粉案例，香港政府再次出现类似的行为。三月初，香港民意强烈反对内地游客强购奶粉，香港政府于是下令无限期禁止游客携带大量奶粉出关。违规者将被课以高额罚款，并没收所带奶粉。禁令一出，香港大小商店奶粉立刻滞销。一个月之后，香港政府改口说禁令颁布一年后要重新检讨。然后到了五月初，再次改口说半年之后重新考虑禁令问题。而据赴港游客反映，香港海关现在对携带奶粉的查禁已经形同虚设。
       
       　　还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香港一些舆论喜欢批判说香港今日的经济不景气是因为香港特区政府不遵循民意。
                但是从以上的诸多案例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第一，香港繁荣与否与香港民意无关，港英政府时期何曾在乎过香港民意？香港繁荣和中国大陆的发展状况倒可以说息息相关。第二，香港特区政府不是不遵民意，而是过于盲从民意，如同蒙着眼睛的毛驴，绕着“民意”这个磨盘打转。第三，正是因为特区政府盲从民意，才导致重要的决策方向被建制派把持，墨守成规、无力改革，无谓的琐事上却被泛民派绑架，朝令夕改、庸人自扰。香港居民则被两派政客演戏逗的一阵哭哭一阵笑笑，不知所措。
       
       　　那么，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是否可以扭转这个趋势、带动香港经济成功转型呢？对此也不乐观。香港舆论对于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怀有极大的抵触，对内地普通游客横挑鼻子竖挑眼，归根结底是优越感在作怪。典型案例就是“地铁上能不能吃东西”的问题。内地游客在香港地铁上吃东西，引发同车香港人不满，最后演变成内地游客和香港人的对骂，然后又变成了“游客素质问题”“社会公德问题”的大讨论。
       
       
            可几乎就在那同时，有人见到西方游客在香港地铁上吃喝，同车香港人却是一片沉默。所以，什么素质问题、公德问题、乃至法律规定问题，都是表面问题。实质是香港人面对内地人时的优越感问题：“我们是富裕先进开化的上等人，你们是贫穷愚昧闭塞的下等人。我们怎么能对你们委曲求全？当然应该是你们曲意迎合我们才是。”
       
       
             香港人只要一直维持这个心态，那么中国政府任何试图介入香港内部事务的行动都只会招来更强烈的反弹。健康的、可持续的改革，必须建立在理性的政治博弈基础之上。现在博弈的一方完全没有理性决策的能力，改革从何谈起？要想改变这个心态，香港的经济状况至少要跌落到明显低于中国大陆沿海城市以下才可能。非如此，不足以打破香港人心中的优越感。
       
       　　这就是香港的未来前途必然一片渺茫的原因。改革的前途是有的，但香港人自己没有能力选择，也没有智慧走这条路。他们又愚蠢地也不接受中国政府的带路。既不能令，又不能受令，这就是个无解的死结。
       
       　　嗟尔香港，再不反省转型，气数将尽矣！ 
 
香港问题就是当地精英阶层那种深入骨髓而又毫无道理的“优越感”，死也不能接受被内地赶上和超过的现实。经济优势荡然无存后，民主、普选，反共就成了维系优越感的最后稻草。“反正决不能和你们一样”就是他们的心态，为此不惜诉诸“港独”。打掉这种优越感，香港才能理智地思考未来。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网络自由大会上的讲话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网络自由大会上的讲话: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网络自由大会上的讲话

2011年12月8日于荷兰海牙

美国驻华大使馆官网 http://embassyusa.cn/index.html 2011.12.09 发布

晚上好。十分高兴再次来到海牙。我要感谢我的同事和朋友，外交大臣罗森塔尔（Rosenthal）及我的老友和经常共商要事的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t）。还要感谢新闻自由无极限（Free Press Unlimited）组织负责人利昂·威廉姆斯（Leon Willems）和其他我知道今天在场的同事们，如十分敬业的外交大臣卡尔·比尔特（Carl Bildt）以及其他各位部长、大使、外交界人士、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非常高兴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对所有与会国家和世界各国都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因特网（Internet国际互联网）自由的问题。我要感谢尤里（Uri）和荷兰主办这个大会，这反映了你们保卫和推进世界各地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一贯传统，其中也包括网络空间的人权和自由。还要感谢20多个其他国家政府的与会代表，我知道诸位将为明天达成一致意见提出切实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我很高兴还有来自民间部门和公民社会的代表与会。这一切使这次大会成为一个多方利益相关的活动。

再过两天，到12月10日，我们将庆祝人权日。这一天是《世界人权宣言》获得通过的周年纪念日。在取得这一成果以来的63年中，全世界都坚持履行一个全球性的承诺，要求维护世界各地所有的人的权利和自由，无论他们生活在哪里，无论他们是什么人。今天，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利用因特网从事生活各方面的重要活动，我们必须确保，不论在网上还是网下，人权都必须得到尊重。归根结底，表达自己的观点，从事自己的宗教信仰活动，为寻求政治或社会变革与其他人和平集会——这些都是所有的人应该享有的权利，无论他们选择在城市广场行使这些权利还是在因特网聊天室行使这些权利。自上个世纪以来，我们通过共同努力在物质世界保障这些权利。在本世纪，我们也必须共同努力，在网络空间保障这些权利。

这是一项紧迫的任务。毫无疑问，对世界各地言论受到审查的人，对那些因自己或别人在网上发表文章而坐牢的人，对那些因受到封锁而无法接触网上所有类别的内容的人，对那些受到政府监视而难以互相联系的人来说，这项任务极为紧迫。

在叙利亚，一个名为阿纳斯·马拉维（Anas Maarawi）的博客作者在7月1日被捕，因为他要求阿萨德（Asad）总统下台。他没有接到任何指控，却仍然在押。在叙利亚和伊朗，很多其他网上活动人士——人数之多，无法一一列举——遭到拘押、监禁、殴打甚至杀害，因为他们表达自己的观点，组织自己的同胞。在俄罗斯也许是最有名的博客作者亚历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于星期二被判15天监禁，因为他参加对俄罗斯选举举行的抗议活动。

在中国，数十家公司于10月份签署了一份保证书，承诺加强各自的——引用原文——“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严格自律”。如果他们说的是财务责任，我们也许都表示同意。但是，他们所说的是向中国人民提供网络服务，而这是他们与政府对因特网的严格控制保持一致的诫律。

这些事件和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其他事件提醒我们这场斗争涉及的利害关系。这场斗争不仅仅关系到那些站在第一线的人员和受苦受难的人，而且关系到我们所有的人：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大家都有责任支持世界各地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第二个原因是，网络的益处随着用户人数的增加而增加。因特网既不会枯竭，也不会此消彼长。我对因特网的使用不会缩减你的使用。相反，上网的人和表述思想的人越多，整个网络对其他所有的用户就更有价值。这样，通过数十亿人选择寻求获取或共享什么样的信息，所有的用户都能促进创新，活跃公开辩论，满足对知识的渴求，以仅仅在上一代还因距离和成本而不可能做到的方式把人们联系在一起。

但是，当思想被禁锢，信息被删除，对话被窒息，人民的选择受到制约时，因特网对我们所有的人而言都将被削弱。我们今天为保护网上基本自由所采取的行动将对下一代用户产生深远的影响。现在有超过20亿人使用因特网，而在未来20年，这个数字将增加一倍以上。我们还在迅速接近在专制国家使用因特网的人数超过10亿人的时刻。我们今天做出的承诺和采取的行动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这个数字是增长还是降低，以及上网的含义是否会被完全扭曲。

实现因特网自由需要采取合作的行动，我们要支持一个在共同原则基础上的全球性对话，与合适的合作伙伴一起，战胜实际的挑战，维护一个开放和自由、又可互通的、安全和可靠的因特网。然而，这项事业并不是谈判达成一个单一的文件就万事大吉了。它需要不断努力，适应我们所处的数字世界的新的现实，并在这样做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力。

由于网络空间的来临在安全、数字经济和人权方面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必须不断改变我们的应对方式。这些方面尽管互有区别，但实际上不可分割，因为没有单独经济的因特网、社会的因特网或政治的因特网。因特网只有一个，我们在这里保护成就其伟业的特征。

明天的会议将为我们提供取得具体进展的机会。在这次开幕活动上，我想谈一谈因特网的捍卫者必须面对的三个具体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要求民间部门积极接受在保护因特网自由方面的作用。因为不管你喜欢与否，民营公司作出的选择对信息在因特网和移动网络上如何传递和能否流通都有影响。他们对政府能做或不能做什么有所影响，而且对当地人民产生影响。

在最近几个月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事例，说明公司、产品和服务被用作镇压行动的工具。在某些情况下，这是不能预见的，但在其他情况下，则是可以预见的。几年前见于头版头条的新闻是，某些公司交出有关持不同政见者的敏感信息。今年早些时候出现的头条新闻是，一个公司在政治辩论进行的过程中关闭了活动人士的社会网络账户。今天的新闻则是某些公司向专制政府出售用于镇压的硬件和软件。当公司向叙利亚或伊朗的安全机构出售监视设备时，或在过去向卡扎菲出售这些设备时，毫无疑问这些设备都将被用于侵犯人权的行动。

有些人或许会说，要强制企业保持良好的行为，负责任的政府只需实行广泛的制裁措施就能解决问题。不错，制裁措施和出口管制都是很有用的工具，美国也在适当的时候积极地使用这些工具；如果有人违反了这些规章，我们就进行调查并惩罚违规者。我们始终努力与欧盟等伙伴合作，尽可能把这些规章订得更严密、更有效。例如，就在上周，我们很欣慰地看到我们的欧盟伙伴针对向叙利亚的技术出口实施了新的制裁措施。

然而，制裁只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由于技术的军民两用性和第三方销售渠道，依赖一种制裁机制来全面防止坏人将这些技术用于破坏目的是不可能的。然而，有时在国务院，有些企业会对我们说：“你只要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就会去做。”但事实上，你不可能只是简单地等待指示，在21世纪，明智的企业必须在他们陷入争议之前就采取行动。

我但愿对此有一个简单易行的公式，但那是不存在的。对于如何及是否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做生意——特别是在不能严格执法或法律不透明的地方——需要明辨是非和慎重考虑，并提出尖锐的问题。例如，在一个一贯违反因特网自由原则的国家，你该去做什么样的生意？你是否可以做一些事情去防止那些政府把你的产品用于监视它们自己的公民？你是否应在产品中包括对消费者的警告？你如何应对政府安全部门在未经法院批准的情况下索取信息的要求？你是否努力去阻止你的产品在售出后被改造或通过中介转售给专制政权？

这些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都很难回答，但企业必须提出问题。而我们其他人都时刻准备着与你们共同努力，去找出答案，并追究忽视、无视或否认该问题重要性的那些人的责任。近年来已形成众多政策资源，可帮助企业正确处理这些问题。今年6月间通过的联合国企业和人权指导原则（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跨国企业准则（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均对企业如何履行责任和进行尽职调查提出了建议。今晚在这里介绍的全球网络行动计划（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是一个刚开始形成的论坛，企业可以在这里与其它业界合作伙伴以及学术界人士、投资者和社会活动人士一起应对、处理这些难题。

当然，企业总能从其用户那里获得教益。今年10月间举行的硅谷人权会议（Silicon Valley Human Rights Conference）把企业、社会活动人士和专家汇聚一处，讨论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并设法找出解决办法。一部分与会者发表了他们称为“硅谷标准”（Silicon Valley Standard）的文件，作为相关各方追求的目标。

公司主管和董事会成员解决这些难题的过程应当有助于你们形成自己的做法。21世纪负责任的公司管理工作的一项内容即是在新市场认真落实人权，制定内部审议程序，确定在困难情况下根据哪些原则进行决策，因为我们不能让我们大家都认为是合理并值得谋取的短期利益威胁到因特网的开放性和因特网用户的人权，否则这会在未来反过头来困扰我们大家。因为自由和开放的因特网不仅对于科技公司很重要，而且对于所有公司都很重要。无论公司的运作是通过一个手机还是庞大的公司联网，今天很难找到一个企业不在某种程度上依靠因特网，任何企业都会因网络受到限制而蒙受损失。

我还要补充一点：在今天，品牌和声誉是宝贵的公司资产。对因特网自由漠不关心从而给品牌和声誉带来风险的公司往往会付出代价。

因此我认为，很多民间企业来参加这次会议以及由谷歌联合主办今晚的活动，这恰如其分而且具有重要意义。在确保未来因特网的自由和开放的前景方面，以及在对新技术带来的风险进行管理方面，民间企业都是关键的合作伙伴。

但是，在各个公司加大力度的同时，各国政府必须克制采取压制手段的冲动，而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二项挑战。如果我们不谨慎，各国政府会在谋求加强控制时破坏当前因特网管理的框架。某些政府利用因特网管理问题作幌子，实则推行为限制网上人权找借口的做法。 我们必须对这样的做法保持警惕并团结一致维护人权适用于网络的共同信念。

现在，在各种国际论坛，有些国家正在试图改变管理因特网的方式。它们想改变目前多方利益相关的方式，其中包括政府、民间企业和公民，这种方式支持信息在一个单一的全球网络中自由流通。它们打算取代这种方式，强制实行以统一的全局码为构架的系统，以此扩大对因特网资源、机制和内容的控制，并由政府集中控制。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无论是面对某种声音还是某个公共领域，政府总想找机会加以控制。它们想控制报纸刊登什么内容，什么人能升入大学，哪家公司能得到石油合同，哪个教会和非政府组织能登记注册，公民能在哪里集会。那么对因特网为何不这样做呢？但实际情形还要糟糕。它们不只想让政府通过排斥公民社会和民间部门来实行全面控制，而且还想扩大每个政府的权力，让政府给因特网制定自己的条例规范，这不仅会损害人权和信息的自由流通，而且会破坏网络的互通性。

实际上，那些推行这一目标的政府试图给网络世界筑起国界。这种方式对因特网自由将会是灾难性的。政府的更多控制只会进一步限制受压制环境中的人民在网上的活动。这对于整个因特网也是灾难性的，因为因特网的活跃程度对所有的人来说都被削弱。以国家利益为由筑起屏障将导致全球因特网四分五裂，改变网络世界的格局。在这种情况下，因特网将导致人们陷入一系列数字泡沫，而不是以全球网络相互连接。让因特网各自为营，只会使之变成回音室，而非创新的全球思想库。

美国希望因特网继续是活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交流的空间。为此，我们需要保护在网上行使自己权利的人，我们也需要保护因特网本身不受有损其基本特征的种种计划的影响。

那些试图推行这些计划的政府通常是借着安全的名义。让我说明一点：维护安全与打击网络犯罪，如盗窃知识产权等，是切实存在的挑战，我每次讨论这些问题时均强调这一点。因特网上有破坏者，有恐怖分子，也有偷运走私分子，还有居心叵测的人在策划网络袭击，这些人必须被制止。我们可以通过合作，在无损于全球网络及其活力，无损于我们的原则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标。

网络安全值得详谈。但是今晚我不准备细说。我今后还会谈到，但我的基本观点是，美国支持目前已有的政府与民间合作，对因特网技术发展采取即时管理。我们支持今年早些时候全世界30多个OECD国家制定的多方利益相关的因特网管理原则。用一句美国俗语来说，我们的立场是“没有坏，就不要修。”而且，没有理由以一个压抑性的体制来取代一个有效的体制。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挑战是，我们各方——政府、民间领导人和公民社会成员 ——组建这一全球联盟并非易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对于许多国家的人们来说，因特网的潜力仍未实现。虽然对于我们在美国或荷兰的人来说，不难想象如果因特网不那么自由，我们会失去什么。但对于还不了解因特网在日常生活中能带来什么益处的人来说，必然就比较困难。为此，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说明，现在以及将来，开放的因特网均符合所有人的最佳利益。我们在努力建设这一全球联盟并向下一代因特网用户所在国家的领导人阐明道理时，我们必须铭记这一点。今天，这些领导人有机会做到今后因特网的所有好处向本国人民开放，这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保障因特网对所有的人开放。

因此，美国将在全球各地的工作中倡导因特网开放。我们欢迎其他国家加入我们的队伍。随着我们的联盟逐步扩大，今晚在这里，加纳和肯尼亚等国有代表在场，蒙古、智利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我还看见印度尼西亚等国的代表，一定能有效地将其他可能的合作伙伴吸引进来，他们提供的意见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难题。来自政府、民间及公民社会的新生力量将在未来几十年参与对因特网的管理，与此同时各地区将增加数十亿上网的用户。现在，我们需要为今后支持因特网开放的伙伴关系打下基础。本着这个精神，我呼吁人们重视今后议程上的两个重要问题。

首先将是逐步增强对一个新的跨区域组织的支持。这个组织将完全以我刚刚阐明的方式共同努力。这个组织以共同的原则为基础，为各国政府提供一个平台，与民间部门、公民社会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发展创造性的积极交往。一些国家已经表示有意参加这个新的组织。我希望在座的各方也将采取同样的行动——同时在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其他各方将会支持我们的荷兰东道主起草的宣言。这项工作十分出色，尤里，我们感谢你的领导作用。

我希望强调的第二个问题是，采取实际行动进一步支持受到专制政府威胁的网络活动人士和博客作者。保护新闻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最近报告说，目前在全世界各地被监禁的所有的作者、编辑和摄影记者中，有近一半是网上新闻工作者。这方面的威胁的确存在。我们中间的有些方面已经为活动人士和博客作者提供了支持，包括财务方面的支持。我对欧盟最近宣布为此目的提供一笔新的资金感到高兴。我也知道，其他各国政府，包括荷兰在内，也在寻求提供帮助的途径。

通过协调我们的各项努力，我们能够取得更大的进展并帮助更多的人。早些时候，我听到外交大臣谈到一项建议。我们谈到在这一全球行动中开创一项数字卫士伙伴计划。我们希望在明天的会议上能有机会同其他可能加入计划的合作伙伴商讨怎样使这样一项伙伴计划产生效力。

因此，我们在荷兰的这座美丽的城市开会，讨论如何保持因特网的开放性，但有些国家正竭力朝相反的方向走。这些国家力图在网上不同活动之间建立屏障——经济交流、政治讨论、宗教表述、社群互动等等。他们想要保留他们愿意看到的、不对他们构成威胁的内容，却要压制他们不想看到的东西。然而，试图对商业开放却对自由言论关闭需要承担机会成本，由国家的教育体系、政治稳定、社会流动性和经济潜力付出代价。

建立分割因特网的屏障比较容易，但保持这些屏障却很困难，其中也会产生机会成本。我国政府将继续竭诚努力，争取穿越压制性政府建立的每一个屏障。由于建立屏障的政府最终将发现自己也被困于其中，他们将面临独裁的困境，如果不撤除屏障，就不得不承担维持屏障的代价，需要采取更进一步的镇压手段，承担不断提高的机会成本，因为遭到屏蔽的设想被错过，人员也无法失而复得。

我呼吁全世界各国摒弃相反的、黑暗的观念，加入我们的行列，寄希望于我们已经进行的努力，期待因特网的开放将促使各国更为强盛，更为繁荣。

这并非把希望寄托在电脑或手机上，而是坚信人类精神必胜，坚信人民必胜。我们完全相信，只要我们的合作伙伴和政府，以及全世界的民间部门和公民社会共同努力，同今晚在座的全体人士抱有同样信念，我们就能保障因特网对所有人的开放性和安全性。

在人权日前夕，这次会议让我们谨记应当成为我们的北斗星的不朽的原则。环顾我们所处的世界，观察世界演变的情况，我们要谨记并没有一种自动驱动装置引导我们向前。我们必须有诚意地努力工作并参与坦诚的辩论，我们必须共同迎接这个令人兴奋的数字时代提出的挑战并抓住这个时代提供的机会。感谢诸位为实现这个目标和前景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在前进的道路上，美国保证提供我们的支持，支持我们的伙伴关系。

多谢诸位。

人权，还是主权

        联合国安理会经过两天闭门磋商，17日通过1973号决议，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随即法国和英国率先对利比亚采取了军事行动，继塞黑、伊拉克和阿富汗之后，国际社会再次对一个主权国家采取军事行动。这几天和朋友的聊天频频谈到这个话题，大家对安理会决议的执行结果都没有任何怀疑，倒是对安理会这一授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产生了质疑，并且意见相当激烈。此外就是讨论中国为什么对这一决议投弃权票？

        争论到最后，其实这两个问题都被归并到一个点上，那就是到底人权高于主权，还是主权高于人权，搞清楚了这个问题，也就回答了安理会决议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同时也可以理解中国为什么要对这一决议投弃权票。质疑1973决议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就是在怀疑人权高于主权的合理性，而中国所投的弃权票实际已经表示对这一原则的认同。

        Google了一下定义，人权和主权都是国际法中最基本的权利。人权通常是指国际法和国内法规定的个人为维护其尊严所必要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公民和政治权利。而主权是指一个国家的固有权力，对内是管理自己国家的最高权力，对外则是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事务的权利。人权高于主权还是主权高于人权，在最初是没有疑义的，“天赋人权”，人权当然要高于主权。主权高于人权则始自二战后起草的《联合国宪章》对二战的反思，明确指出维护国家主权的必要性，着重强调了国家主权平等、领土完整、政治独立、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国际关系准则。在此基础上，中国于1953年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著名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如果按照这一原则，利比亚对反政府组织的打击属于其内政范围，那么国际社会进行的军事干预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但是，如果按照人权高于主权原则，则利比亚出动军队镇压示威的民众和行为严重侵害了利比亚公民人权，国际社会进行的军事干预则成了保护人权的正义行动。

        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现个人力量有限，为了分工合作才逐渐发展成为国家。个人希望国家保护自己，就放弃了自己的部分权利来换取国家的治理。国家在接受个人赋予权利的同时，要采取立法、司法和行政措施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当这些权利和自由遭到侵犯时，则需要国家对侵犯者进行惩罚，对受害者进行补偿或救济。特别是在受到外国的侵犯或威胁时，国家更要团结所有个人的力量加以保卫。《联合国宪章》正是基于这一出发点制订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国家和主权，仅靠个人，人权并不能得到应有的保障。所以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无权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内政。但显然不能仅此就认为主权高于人权。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先有人类，才有国家的，所以是先有人权，之后才有主权。主权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如果按马克思主义，国家将消亡，那么主权也将不复存在）。而只要人类不灭亡，就一定存在人权。因此，人权具有普遍意义，主权则只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存在。可以说人权比主权更具普世价值。当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对本国人民所犯下的暴行已超出人类所能容忍的底线（比如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塞黑发生的种族清洗）时，那么，国际社会为了保护大范围的人民对这个国家进行人道主义干涉，显然又是合理的。1948年，在起草联合国人权宣言时就个人权利自由和主权的关系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当时的苏联和东欧国家主张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政治独立的原则，应尊重各国国情，不仅要确保各国人民享有权利，而且保证个人对本国政府承担必要的义务，这些主张均遭否决。另一方面，在人权应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个人对社会负有义务、个人权利受法律限制等方面，西方作了某些妥协。对宣言草案联大进行了１４００次表决。在联大讨论宣言的最后文本时，苏联代表一再提出，不讲国家主权，是根本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而美、英代表说，将国家主权引进宣言各条，势必改变整个宣言的性质。

        对主权高于人权思想的否定，所担忧的实际是以人权问题为借口的霸权主义，某些国家在批评霸权主义时总是说：“某某国家打着‘人道主义干涉’的幌子，粗暴干涉他国内政……”，仔细理解这段话，这否定的是霸权主义而不是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可见某些国家从心里也是承认人权高于主权的，只是基于某些特殊的理由不赞同，当然这些特殊的理由大家就心知肚明了。主权高于人权这一错误原则还发展了一个更迷惑人的观点：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因而否认人权具有普世性。实际上，只要是人，不论是哪个国家的人，都应享有生存权、发展权、言论自由权等基本人权。因为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某个国家的人。一个人如果移居到别的国家去了，他虽然不再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但他仍然是一个人，仍应享有基本人权。所以《世界人权宣言》第二条规定：“（人权）不得因一人所属的国家或领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国际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 无论该领土是独立领土、托管领土、非自治领土或者处于其他任何主权受限制的情况之下。”所以，随着经济发展、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联合图宪章不允许干涉国家内政的规定开始遭到普遍质疑，因为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正在改变着国家的性质，国家不再是被保护的实体，增加透明度是趋势，内政再也不能对新闻媒体保密。开放社会的价值观控制了越来越广阔的领域，公民权和人权已经与国家权力相提并论或超过了国家权力。联合国应该是保护人，而不是保护压迫人的，大规模违犯人权的行径，无论发生在哪里都是不能容忍的。

        要知道，并不是只有西方国家才主张“人权高于主权”，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工人没有祖国”，列宁要“输出革命”，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其理论依据是什么？是解救资本主义国家水生火热之中的广大无产阶级的权利，说穿了这不就是人权吗？如果“主权永远高于人权”，那么二次大战时反法西斯同盟根本就无权越过边境去攻打德、日、意法西斯国家。所以，人权是高于主权的，这一原则也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具体到利比亚事件，卡扎菲命令军队向平民开火，无论其宣传口号多么动听，都无法掩盖其大规模侵犯人权的事实，所以在安理会讨论中，才没有国家敢于站在全世界的对面投出反对票，即使拥有否决权的俄罗斯和中国，这已经说明了干预的合理性和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