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流传的据说是价值投资大师赛思卡拉曼的一个关于当前宏观市场的观点要点

Seth Klarman（详细介绍）是Baupost基金公司总裁，也是目前最受尊重的基金经理之一，他写的书售价高达2499美元，却在亚马逊上被抢光了。

下面这些观点，来自于他在非公开商界领袖会议（Private Meeting of Business Leaders）的发言。编译如下，仅供参考。

经济总览：

·危机至今，五年飞逝，大笔大笔的银子用来挽救市场。然而，危机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弱势群体受冲击最大。

·美国失业率卡在了7%上。把所有没有工作的人都算进来，真实数字恐怕是这个数字的两倍。

·中等家庭实际收入已经连跌四年，回降到1995年的水平。

·美国股市估值过高，与实体经济不符。

·很多人质疑金融市场的现状，认为股市债市的欣欣向荣主要源于宽松政策，特别是QE。我很赞同。

·对于投资者，最危险的组合，永远是脆弱的实体经济加上膨胀的金融市场。这恐怕就是当下的境况。

资产泡沫：

格林斯潘说得好，除非等到泡沫破碎，联储很难提前判断有没有泡沫；对于政府来说，更现实的做法，是一旦泡沫破掉，就赶紧上前清理。我很赞同。如果像现在一样，强行削弱市场下行风险，却不能同样限制金融上行风险，不对称的政策就会扭曲市场。近十年来，金融机构与个人投资者已经是习惯了扭曲的金融市场——在政府的干预下，这个市场有人托底，却没有上限。

07年前的“大稳健时代”，之所以没什么大动荡，也没什么大幅下跌，就是因为政策放宽了信贷约束，压低了借款成本。只要你没有坏到一定程度，总能借到钱来维持运转。许多问题就这样被掩盖。

市场节节高升，有问题的机构也能维持生存，小危机被扼杀在摇篮里，风险看上去很低，但这一切都为之后的大危机埋下了种子。2008年是必然中的偶然，金融市场注定轰然倒下。倘若之前被掩埋的小危机，能够免于政策干预，正常地发生发展，金融市场也会摔跤，但不会像一下子这么惨。

美联储与泡沫：

一旦撤掉QE，有多少市场是靠它撑的，就有多少市场会出问题。一旦QE完全停掉，恐怕金融市场会缩水30%。可悲的是，投资者并没有做好准备，他们把政策带来的虚假收益当成了真的。想象一下，美联储说零利率政策要停止了，或者，突发事件使政府无力继续干预市场，市场要乱成什么样子？我们无法确知它们何时到来，但可以肯定的是，早晚要来。

现在，很少有人预见到这种未来。不过，一旦摘下眼罩，定睛细看，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这种预测。

出来混，早晚要还：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倘若政府能随便印钞、借钱，却没有任何代价，那他们为什么不持续这样做呢——永远这样印钞、借钱，让每个国家都走向繁荣富强？不会的。

2008年的金融危机，本该使经济触底，却最终影响不大，很大程度源于对美联储的过度信任。事实上，美联储的政策，不会没有代价，它创造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就将付出等价的成本，接受等价的惩罚。只是，这些尚未浮出水面。

出来混，早晚要还的。究竟以什么形式还回去——是崩溃的美元？是飙涨的利率？是恶性的通胀？是卖不出去的国债？是长久的衰退？还是什么别的？我们很快就会知道。

不这样，能怎样？

杠杆率，永远是双刃剑。2007年，超高的杠杆率威胁了国家的经济安全。2008年，问题暴露，我们无处可藏。今天，赤字与债务又达新高，相比四年前，我们更加无路可退。如果不采用这种扭曲的、危险的、很可能失败的一系列政策，我们能用什么替代它呢？Jim Grant提过一个建议——不妨走向真正的资本主义，让市场彻底自由运转，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允许问题，允许失败，允许小危机，也许一切会好起来。

评论美联储政策：

《Antifragile》的作者Nassim Taleb观点新颖，他赞扬了市场的动荡，批评了那些掩盖市场波动的人。他认为，干预市场的成本，短期内看不见，但绝对相当大。他写道：扼杀自然的波动，只会掩盖真正的问题，掩盖的问题最终还要爆发，虽然来得晚，但是更加猛烈。

然而，我们的政府，总以稳定为第一要务，总在扼制经济的自然波动。

时候未到？

当下，两个问题迫在眉睫：短期刺激难以为继，福利政策难以持续。

开源节流是唯一的办法，却难以推行——减掉政府开支，增加公众税收，在短期内，会给经济与金融市场造成重创。在确保经济复苏前，没有哪种政府会切断现金流。同时，所有政策受益者都会极力反对政策转向。他们总在说：“时候未到”。

欧洲一直在说“时候未到”，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下场。

看一看美国的报纸杂志，也一直有人在说：“是该关掉房利美和房地美，但是啊，时候未到！现在关掉，地产市场要出问题的。”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永远不会有什么合适的实际，可以让你高高兴兴地停掉住房补助项目，或者撤掉QE政策，或者削减财务赤字。任何时间做这些事，短期都会抑制经济。

大部分的人都会赞同：刺激政策不能永远搞下去，福利政策难以长久维持下去。

同时，大部分的人都一直在说，“时候未到”。

这是个悖论。

联储抽身不得：

所谓的“稳定的金融市场”，是灌水惯出来的。所谓的“成功的货币政策”，是掩盖事实的。只要政策一停，压抑的问题就会涌出来，美联储根本退不出来。

长久以来，一丁点经济下行信号，都会让美联储紧张万分，他们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去灭掉一切下行迹象。这样，他们一手制造出史无前例的政府赤字、超高的杠杆率、难以想象的道德风险，只是为了换取经济表面上的平静如水。经济学家Hyman Minsky如此形容美联储的政策：“稳定政策”将导致“不稳定”。美联储为没有资质的人提供了大量贷款，降低了整个经济的信用水准，金融系统迅速膨胀，走向炸裂的宿命。

金融定律：

金融市场最靠谱的定律，是“回归均值”。任何市场、任何资产，价格终将返回均值。

这就意味着，所有的高潮后面，都有低谷；所有的泡沫，都一定破裂。

这不是仅仅是个理论，而且几百年来的历史经验。看看Jeremy Gratham的书，你将发现，数据证明了这条定律的正确。

同样，政府强行鼓气的金融市场，成本巨大且十分危险。在政策作用下上涨的，政策撤去就要下跌。政策的最终效果，仅仅是又带来一次涨跌，仅仅是增加了额外动荡。在这样的政策思路下，市场很可能在“被政策鼓起来”、“狠狠栽下去”、“再被政策弄起来”、“死得更惨”之间反复循环，越来越依赖治标不治本的救助。

国家破产：

什么时候国家债务才算危险，目前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这完全取决于投资者和市场的心态。在海明威的《太阳依旧升起》里，有人问Mike Campbell是怎么破产的，他回答，就像温水煮青蛙，不知不觉地，慢慢地，然后，突然就不行了。国家破产亦是如此，有个看不见的临界点，让人不知不觉地逼近。等你到了那一点，什么都晚了。

总结：唯有祈祷

我们借了太多，花了太多，却投资很少；

我们忽视长期问题，任由它们越拖越严重；

我们靠借钱为生，却没有给自己留什么余地。

一旦灾难来临，无论是战争，还是金融危机，我们毫无办法。

没有一个理性的投资者靠祈祷上帝来赚钱，也没有一个理性的国家应该这样。

我们并不比欧洲和日本好。现在已经不早了。即便马上行动，要返回常态，也需要很长时间。

所以，我们不得不祈祷，上帝，请保佑我们——让我们可以靠自己弄好经济。

末世景象

昨晚为一位从国外回来的朋友接风，大家聊到移民的话题，朋友说：“在国外呆烦了，我还想回来看有没有发展的机会，你却想要出去？”其他几位朋友也各有看法，但大都不太赞同。不过随着大家聊得深入，意见也越来越接近，最终大家都同意了我的想法。先贤哲人说兼听则明，把一些讨论的内容整理出来，也是对自己想法的一次提炼吧。

从前想要移民的人更多地是向往国外的富贵生活，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有这样想法的移民已经越来越少了。现在移民的大多是在国内赚了钱的人，他们更多地是担忧在国内的财产没有保障，或者这些财产本身就来源不正，或者对中国的前景不看好，总之更加向往的是国个良好的个人权利保障。特别是从2008年之后，西方主要国家先后走入经济危机，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几乎一枝独秀，各国政要、经济名人纷纷吹捧所谓的中国模式，长期不受尊重的中国人体会到了难得的自豪感，这让很多人沉浸在这种“盛世”的感觉里不能自拔，然而，在这号称继往开来的“盛世”之中，在街头巷尾，在各个市场，在相互吹捧的欢宴场，我处处感受到的却是末世景象。

世风日下，正气荡存，腐败如同水银泻地一般无孔不入，官场之糜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些年来，似乎无坚不摧的体制不断地将一切正直、有良知的人边缘化，乃至排出，使这个体制看上去真的如铁板一块，如同无缝的鸡蛋，只是：鸡蛋的里面一天天在腐烂。今天中国的官场中，几乎所有人都是赤裸裸的功名利禄之徒，他们的冷血、嗜血，没有自己的政治追求，他们深知自己只是体制机器上一颗微不足道的螺丝钉，可有可无，但是这个体制为他提供了腐败的机会，可以给他带来物质上的享乐。既然如此，明知自己所干的事有那么一点不地道，甚至明知是在伤天害理，在诱人的利益面前，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官场象一个巨大的黑洞，吞没了官员们的灵魂，使他们可以对弱者的呐喊、呻吟置之不理，疯狂地剥夺民众的最后剩余价值。虽然最高层领导还在考虑维护政权合法性，要避免官民冲突激荡到无法控制的地步，所以时不时通过政策或是口号来维护民众的利益。但这个以实用主义为最高追求的最高层在地方和势力集团眼里早就不再神圣，既无一言九鼎的权威，也不可能指望令出必行，更严重的是要想维护政权，处处要仰赖地方势力的撑台，让这出你骗我、我骗你、大家骗来骗去的“盛世”大戏继续唱下去，必须迁就下面，许多时候必须屈从下面的意志。房地产市场也好、拆迁征地也好，经济发展也好，朝廷出台了那么多禁令，很快都被地方消解，就是很好的证明。

《史记●周本纪》有这么一则故事：即将寿终正寝的西周王朝出了一个好钻利的周厉王，不仅将全民之利一人专有，而且以弭谤封杀言论自由而令“道路以目”，说明其效果显著使得民众不敢说话，最后的结果是逼使国人起义，流放了这位周厉王。现如今，虽说经济繁荣，却是典型的国富民弱，贫富差距已达到咳人听闻的地步，利益集团仍在利用掌握在手中的话语权和公权力，不断剥夺贫弱民众的财产。新闻媒体和言路也被垄断，民众如果稍有反抗，即被冠以“造谣滋事”，“颠覆国家安全”等莫须有的罪名，这不是弭谤吗？而今以維稳为借口连民众的上访鸣冤都视为破坏稳定，使地方官吏肆无忌惮欺压百姓从民众手中夺利，这样利令智昏的行为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在周本纪中，有“防民之口，犹如防川，川壅必溃”的预见，结局不出所料将是一场大动乱。 

翻翻历史，那些曾经赫赫有名的王朝在末世时，作为执政危机的诸种表现，往往是始于吏治腐败，宫廷内乱，财政枯竭，军备荒怠等等。这些现象充分反映，既有的统治秩序已不可自救，历史将要作出重新的选择。作为没有政治野心的普通人，在面临大动乱时命运往往是极度悲惨的，而侧身于一个风平浪静的避风港，虽然它没有家乡的亲切，还有种种歧视，至少能保得平安，足已。 

纪念被阉割之精神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很多年里其实根本没有8964的记忆。不过在这个有Google的时代，借助五花八门的翻墙术，我们在重重迷雾中分辨和还原当年事件的大致脉络并不困难。没想到的是22年后的64纪念日，参加一位朋友的生日趴，意外地从朋友口中听闻当年参与者的一些感悟，顿时让那些以前感觉不那么深刻的画面鲜活和妖艳起来。

        要知道，和现在在大街上随手一板砖就能拍到几个大学生不同，当年的大学生们可是真正的天之骄子啊！只有最聪明、最有毅力的人才有可能闯过高考那道独木桥，进入今天我们可能已经无法想像的伊甸园。在伊甸园里，这些天之骄子们，和刚刚从恐怖泥潭里爬出来正在深切反思的老师们一经碰撞，绽放的是耀眼的火花。他们可能是物质匮乏的，但他们并不在意，他们快乐地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古代士大夫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宣言就是他们的真实写照。然而在伊甸园外，情况就要糟糕多了。国家虚弱地从浩劫中爬出来，百废待兴。人们敏感地观察着身边的变化，生怕来个什么反复。庆幸的是，终于能吃饱饭了，这使得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反思和保持对政治的警惕。不得不说，那时的领导也要开明得多，开放的惯性让他们的容忍度相当之高，而一些胆大的人们抓住了机遇，他们利用各种制度的空间和空子发展生产力，让整个国家呈现一派混乱的生机勃勃。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事件发生了。事件的发生存在太多的偶然，然而偶然里面有太多的必然。因为当年的天之骄子们，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热血，与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爱比起来，个人、家庭什么都是浮云。要知道，这热血，正是人类历史不断前进之精神。

        结果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激情和热血被碰得粉碎，梦想和抱负被现实残酷地戳破。哀莫大于心死，鲜艳的生命迅速褪去色彩，变成了形尸走肉。所以在我请朋友谈谈这么年来最大的感想时，朋友想了好一会，才沉重地说：“不快乐”。

人权，还是主权

        联合国安理会经过两天闭门磋商，17日通过1973号决议，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随即法国和英国率先对利比亚采取了军事行动，继塞黑、伊拉克和阿富汗之后，国际社会再次对一个主权国家采取军事行动。这几天和朋友的聊天频频谈到这个话题，大家对安理会决议的执行结果都没有任何怀疑，倒是对安理会这一授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产生了质疑，并且意见相当激烈。此外就是讨论中国为什么对这一决议投弃权票？

        争论到最后，其实这两个问题都被归并到一个点上，那就是到底人权高于主权，还是主权高于人权，搞清楚了这个问题，也就回答了安理会决议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同时也可以理解中国为什么要对这一决议投弃权票。质疑1973决议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就是在怀疑人权高于主权的合理性，而中国所投的弃权票实际已经表示对这一原则的认同。

        Google了一下定义，人权和主权都是国际法中最基本的权利。人权通常是指国际法和国内法规定的个人为维护其尊严所必要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公民和政治权利。而主权是指一个国家的固有权力，对内是管理自己国家的最高权力，对外则是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事务的权利。人权高于主权还是主权高于人权，在最初是没有疑义的，“天赋人权”，人权当然要高于主权。主权高于人权则始自二战后起草的《联合国宪章》对二战的反思，明确指出维护国家主权的必要性，着重强调了国家主权平等、领土完整、政治独立、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国际关系准则。在此基础上，中国于1953年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著名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如果按照这一原则，利比亚对反政府组织的打击属于其内政范围，那么国际社会进行的军事干预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但是，如果按照人权高于主权原则，则利比亚出动军队镇压示威的民众和行为严重侵害了利比亚公民人权，国际社会进行的军事干预则成了保护人权的正义行动。

        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现个人力量有限，为了分工合作才逐渐发展成为国家。个人希望国家保护自己，就放弃了自己的部分权利来换取国家的治理。国家在接受个人赋予权利的同时，要采取立法、司法和行政措施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当这些权利和自由遭到侵犯时，则需要国家对侵犯者进行惩罚，对受害者进行补偿或救济。特别是在受到外国的侵犯或威胁时，国家更要团结所有个人的力量加以保卫。《联合国宪章》正是基于这一出发点制订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国家和主权，仅靠个人，人权并不能得到应有的保障。所以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无权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内政。但显然不能仅此就认为主权高于人权。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先有人类，才有国家的，所以是先有人权，之后才有主权。主权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如果按马克思主义，国家将消亡，那么主权也将不复存在）。而只要人类不灭亡，就一定存在人权。因此，人权具有普遍意义，主权则只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存在。可以说人权比主权更具普世价值。当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对本国人民所犯下的暴行已超出人类所能容忍的底线（比如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塞黑发生的种族清洗）时，那么，国际社会为了保护大范围的人民对这个国家进行人道主义干涉，显然又是合理的。1948年，在起草联合国人权宣言时就个人权利自由和主权的关系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当时的苏联和东欧国家主张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政治独立的原则，应尊重各国国情，不仅要确保各国人民享有权利，而且保证个人对本国政府承担必要的义务，这些主张均遭否决。另一方面，在人权应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个人对社会负有义务、个人权利受法律限制等方面，西方作了某些妥协。对宣言草案联大进行了１４００次表决。在联大讨论宣言的最后文本时，苏联代表一再提出，不讲国家主权，是根本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而美、英代表说，将国家主权引进宣言各条，势必改变整个宣言的性质。

        对主权高于人权思想的否定，所担忧的实际是以人权问题为借口的霸权主义，某些国家在批评霸权主义时总是说：“某某国家打着‘人道主义干涉’的幌子，粗暴干涉他国内政……”，仔细理解这段话，这否定的是霸权主义而不是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可见某些国家从心里也是承认人权高于主权的，只是基于某些特殊的理由不赞同，当然这些特殊的理由大家就心知肚明了。主权高于人权这一错误原则还发展了一个更迷惑人的观点：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因而否认人权具有普世性。实际上，只要是人，不论是哪个国家的人，都应享有生存权、发展权、言论自由权等基本人权。因为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某个国家的人。一个人如果移居到别的国家去了，他虽然不再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但他仍然是一个人，仍应享有基本人权。所以《世界人权宣言》第二条规定：“（人权）不得因一人所属的国家或领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国际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 无论该领土是独立领土、托管领土、非自治领土或者处于其他任何主权受限制的情况之下。”所以，随着经济发展、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联合图宪章不允许干涉国家内政的规定开始遭到普遍质疑，因为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正在改变着国家的性质，国家不再是被保护的实体，增加透明度是趋势，内政再也不能对新闻媒体保密。开放社会的价值观控制了越来越广阔的领域，公民权和人权已经与国家权力相提并论或超过了国家权力。联合国应该是保护人，而不是保护压迫人的，大规模违犯人权的行径，无论发生在哪里都是不能容忍的。

        要知道，并不是只有西方国家才主张“人权高于主权”，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工人没有祖国”，列宁要“输出革命”，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其理论依据是什么？是解救资本主义国家水生火热之中的广大无产阶级的权利，说穿了这不就是人权吗？如果“主权永远高于人权”，那么二次大战时反法西斯同盟根本就无权越过边境去攻打德、日、意法西斯国家。所以，人权是高于主权的，这一原则也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具体到利比亚事件，卡扎菲命令军队向平民开火，无论其宣传口号多么动听，都无法掩盖其大规模侵犯人权的事实，所以在安理会讨论中，才没有国家敢于站在全世界的对面投出反对票，即使拥有否决权的俄罗斯和中国，这已经说明了干预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乡土中国

昨日是这一段在长沙久违的晴天， 庆幸得 @havefu 邀约，和其师兄一道爬山、品茗、聊天，被 @havefu 和师兄的博学所熏陶，不知不觉渡过愉悦又有收获的一天。 

聊天之时，受师兄提点，意识到中国传统社会的乡土自治被行政政权取代，所割裂的不仅仅是基层权力的组织形式，还包括中国人引以为豪的文化传承，甚至也许是形成今天中国人精神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回来之后，迫不急待找来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两书，重读之余，更是感概万千。 

在这两本经典的社会学著作里，费老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这些中国农村的乡土人世世代代生活在那里，除非战乱等特殊原因，很少流动。即便因为不得已离开了那片土地，也像“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又在新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在这样的传统乡土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生活，生于斯、死于斯。在稳定、熟悉的生活环境下，形成了许多独有的现象：“规矩”即可约束行为，法律则大可不必。因此费老认为，除了我们一般意义的法之外，礼是这样的乡土社会中另一种不可或缺的行为规范，甚至比法要更有约束力，而其不同之处仅在于维持这一行为规范的力量：法律是由国家强力来推行的，而维持礼这种规范的则是传统。那样的乡土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乡土中国的“礼”靠社会传统来维系和传承。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礼是从教化中养成的个人的敬畏之感，是主动的，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相比之下，法律是强行限制人的行为的，而道德是整个社会所支持、默认的。做了不道德的事，即使有些还没有严重到会受法律的制裁，却必定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即我们俗话说的良心的谴责。正是通过礼，通过“推己及人”的不断演化，也形成了维系人际关系的道德要素：亲子和同胞讲孝和悌，朋友讲忠和信，夫妻讲从和德，甚至在我们传统道德系统中很不容易找到的个人对于团体的忠诚，在处理个人和家族之间关系时也得已不断强化。

由于“礼”的约束和作用，人们的观念中对“家”有着非常特殊的感情，由父系家庭组合而成的家族则逐渐发展成了人们生活的基本单位，而家族领袖（族老）往往根据他所认同的信条管理着整个家族，解决内部争端，操办家族大事，倡导家族之间的合作当然也包括竞争。一个人在乡村社会的地位与他的家族在乡村社会的地位一般呈正相关关系：大姓的成员往往趾高气昂，小姓的人家则要小心翼翼。因此，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家族的界限是鲜明的，而村、镇的界限却总是模糊不清的。

在家族之外，保甲制度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历史性制度，也曾经发挥过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稳定的作用，还曾经是和平时期维系传统社会基层稳定的基石。保甲制度一般认为形式上起源于宋，实际根源至少可追溯至汉，几经演变。北宋王安石变法时以十户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元朝出现了“甲”，以二十户为一甲，设甲生一人；清朝形成了“牌甲制”，以10户为1牌，10牌为1甲，10甲为1保。保甲制度发展到清朝已经是一种比较成熟的乡村自治体制，民国时期十进位的保甲制与之极为相似。清朝保甲制的基本制度规则在于：首先，保甲组织的执事须是本地域内的居民；其次，地方之意通过公举执事和乡老议事来体现；再次，保甲制的职能具有地域性。这基本体现了地方自治的内涵：以地方之人，按地方之意，治地方之事。保甲制度在乡村形成了另一可与家族博弈的阶层：乡绅。

所以民国时期的乡村社会，基本是由家族、乡绅和政府构成的一个稳定三元结构。

黄仁宇先生在谈到中国古代政府的治理时，提到一个观点：由于古代社会效率低下，中国从古一直到清，政府的治理其实往往只能到达县这个层面，在县以下，更多地只能靠自治。通常靠政府组织乡绅实行乡村自治。

回到民国的大背景下，国民党政府其实一直奉行的可以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初期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城市。甚至共产党在农村实行红色割据，1927年毛泽东秋收起义失败上井冈山的时候，都并没有引起蒋介石的特别重视。直到3年之后，朱毛红军竟然乘乱攻下长沙，虽然国民党很快就“收复失地”，但红军的存在却引起了举国震动。从那以后，在军事围剿的同时，国民党才开始重视农村问题，一方面组织了专家学者研究解决农村破产、乡村重建的问题，一方面着手加强农村的控制，出台的乡村改造方案，就是所谓的乡村自治或者地方自治。

在江村调查里，费老所选的样本是太湖边的开弦弓村，此村在费老进行考察时（1935）并未被纳入保甲制中，因此还是江苏实行乡村自治时的村，费老在调查中提到了村政府和村长。按说此村人口有1400余，如果按满百户即可设乡的规定，无论如何应该是一个乡的建制，可能由于这是一个完整的自然村，所以人们习惯上依旧沿袭传统的称谓。费老的调查提到，此村的老村长姓陈，是位前清的秀才，到城做过馆（家庭教师），民初曾当过村里小学的校长，在村子里很有威望，所以被任命为村长。当村长后，“根据不断改变的行政系统的任命，他得到了各种正式的头衔”，也可能被任命为“乡长”。 据说，这位老村长在村里很忙，也有很高的威信，但家境也很不错（虽然不是最富）。“一般说来，村长易于接近，村中所有的人都认识他，外来的生人，总能很快地得到村长的接待。来访者会对他的繁重的工作感到惊讶。他帮村里的居民写信、念信，以及代办其它文书，按照当地借贷规则算帐，办婚礼，仲裁社会争议，照看公共财产。他们并有责任组织自卫，管理公款，并且要传达、执行上级政府下达的行政命令。”可见，陈老村长估计在家族里至少也要是与族长相当的人物了。后来，老村长在将要实行保甲制的时候就不干了，于是他推荐了可能是他从前的学生周先生来接替他，周先生宽泛地说也算是一个读书人，但他主要的特点是能干，在村里蚕丝厂给陈先生作助理时建立的威望。尽管周做了村长，但村子依旧笼罩在老村长的威权之下，“他还是事实上的村长”。两任村长，特点都是特别能为本地，当然也为本人、家庭和家族谋利益。

在1936年的开弦弓村，最高管理者一直是老村长，即使老村长不满意政府的命令，自行卸任之后，他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而且政府的任命并不是老村长的影响力的来源，而老村长的威望可能才是他被任命为村长的原因。可见，在国民党政府时期，中国的乡村里依循的还是传统的轨迹，文化的威权依旧产生着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国民党政府建立了镇、村等基层政权，但来自国家政权的干预比较小，乡村仍然沿着传统的道路在稳定地前行。

然而，４９年之后，几乎一切都改变了，乡村建立了完善的镇、村/社、队/组三级机构，减租减息、土改、生产队、大食堂、破四旧、等等……一个个运动，彻底抹去了乡绅、宗族的痕迹，乡村和政府之间出现了结构断层和权力真空，乡村社会陷入了混乱无序的局面，政府不得不将政权全面下移至乡一级，反过来又影响了乡村精英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这实际打破了旧有乡村社会的三元结构，变为了一元结构。随后，乡一级政府受限于权限、人才、财政的压力，实际没有能力履行好管理职责。逐渐地，乡村社会中人们旧有的行为规范荡然无存，而想要建立的党、国家、主义等主流思想也没有能够深入人心，进一步造成了人们的思想真空。

从这个角度分析，也就不难发现中国近代以来基层社会衰败的原因了。建立在传统和礼仪规范基础上的家族控制力就会式微，相应的社会整合能力和动员能力也随着丧失，现代化力量及其相伴而生的商业经济大潮所形成的个人主义一旦膨胀起来，加之其他组织的匮乏，中国乡村呈现出一幅原子化图景（就像马克思所描述的“袋中的马铃薯”一样）。